陶红波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香港——就在今年2月的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时，东莞兴昂鞋业有限公司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牺牲品。订单数量下降、生产成本上升，这家为主要国际鞋履品牌代工了13年的公司面临关张，旗下2000名员工也即将失业。
鉴于这几年中国劳工权益活动和冲突的增加，有人大概会以为，兴昂在1月宣布工厂歇业的时候，员工会罢工或者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然而，事实是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多数员工看来对公司管理层提出的裁员方案感到比较满意，平静地离开了。
不过，兴昂的员工并非不声不响地听从命运的安排。过去十年里，他们组织过多次罢工，要求得到更好的薪资与福利。正是因为这种长期的权益活动，才令兴昂的管理层确保工厂停业之前员工拿到了应得的报酬。
可是，中国各地还有其他成千上万个例子，工厂关张，老板却远没有那么遵守劳工法规。中国宣称要依法治国，但政府本身经常无法保证雇主在劳工合法权益方面履行义务——结果导致了更多的抗议。避免冲突增多的唯一办法，就是政府执行法律。
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罢工与劳工抗议事件数量稳步上升。根据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的记录，2014年的此类事件有1379起。到了2015年，这一数据翻番，达2774起，而2016年的第一季度就有877起。这些抗议活动最大的诱因是欠薪，其他原因被远远甩在后面。在多数案例里，雇主直接决定不付工资、砍掉加班费，总的来说是让员工难以忍受，继而自行决定离开。假如员工拒绝辞职并要求得到报酬，老板往往就会消失，让员工承受损失，无处可去。
面对越来越多的劳工权益活动，政府的反应是加以打压。政府官员受上级警告，如果自己任内爆发骚动，他们就会丢掉饭碗。于是，他们的应对办法是威胁罢工人员、骚扰他们的家人，还动用防暴警察来驱散抗议活动。去年12月初，广东当局更进一步，带走了十多名劳工权益专业人士。他们全都在地方组织工作，曾在化解多起劳工纠纷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迄今为止，还有两位著名的活动人士拘押在广州，等待审判。
中国政府几十年来未能执行那些本该用以保护劳工的法规，如今它在因此付出代价。在经济繁荣的时代，地方政府急于吸引投资，特别乐意对无视法规的老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还积极参与他们的不法活动。比方说，规模巨大的东莞裕元鞋厂多年来一直克扣员工福利，而当地政府对此心知肚明。直到2014年，4万名员工组织了为期两周的罢工，他们才拿到了应得的全部报酬。
经济繁荣时期从未受到支付员工福利压力的那些雇主，如今生意不顺的时候自然不会突然遵纪守法。而面对无所作为的政府，劳工要想保障无视法规的老板掏出钱来，唯一的办法往往是采取集体行动，通常需要当地劳工活动人士的协助。这些活动人士是集体协商的专家，可以将劳动者组织起来，让雇主与他们谈判。比如，去年的时候，广州利得鞋业的大约2000名员工进行了长达九个月的维权活动，在经过多轮集体谈判之后，最终说服了管理层履行法律义务。
通过说服雇主与员工谈判，广东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在帮助化解数十起劳工纠纷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利得鞋厂罢工事件。这家组织与中国劳工通讯存在合作关系。不过，成功解决利得纠纷仅仅六个月后，服务部的总干事曾飞洋及两名员工在去年12月对活动人士的打压运动中被带走。曾飞洋和一名员工目前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由遭刑事拘留，而服务部处于实际关停的状态。广东当局还让本地的其他劳工组织越来越难以为继，警告它们远离纠纷，否则就有遭到拘捕的危险。
广东的这些劳工权益专业人士探索出了一套化解纠纷的成功办法，方式是将劳动者组织起来，帮助他们总结自己的要求，选出能与资方进行直接谈判的人选。没有这些能起缓冲作用的集体谈判专家的影响，愤怒不满的劳工也许会诉诸更极端乃至暴力的手段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这恰好是中国政府急于避免的后果。
比起如今似乎铁了心要让曾飞洋及其同事停止工作的政府官员，他们在保障中国的劳动法规得以执行方面的作为要多得多。中国政府不应惩罚抹黑这类活动人士，而是需要向他们学习，保证纸面的法律能真正得到执行。让雇主遵循劳动法规将提高劳动力的满意度——这样做符合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