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向全党转发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新华社发表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全国各地各单位，
轰照中央指示精神，进行了右派平反工作。至十一月中旬，据中共中央公布资料被改正右派为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96人，留下这个尾巴是为了说明“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
这一说法，党内外有识之士都心知肚明，99．9％被错划扩大，来证明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能留下笑柄。反观被留下来摘帽的96人的言论，又有何错、何罪?找这个藉口的目的昭然若揭。因此，为混淆视听在名称上也耍点花招：摘帽右派是“改正”。而不是“平反”。从而表明毛泽东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反右运动”若被彻底否定，那毛就不正确了，邓也不光彩了。
总然如此，被摘了帽的右派大多数回到了工作岗位，恢复了职务，恢复了党籍，解放了思想。不是党员的还被发展入党。于是右派有了“施展拳脚”的场地，各展身手，发挥“余热”，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很多人被评为劳动模范或先进分子。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业绩。痛定思痛，当党中央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平反后，他们的工资都得到了补发。为什么“右派分子”改正后，二十多年工资为什么不发?难道是党内党外有别?当官为民不同?百思不得其解。
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之际，尚残存于世的“右派分子”纷纷要求党中央明确承认“反右”是错误的，应该由中共中央应代毛泽东向大家陪礼道歉，发还二十多年被剥夺拖欠的工资。大家多次用个人的名义或联合签名方式向党中央，向全国人大甚至直接向胡锦涛主席写了信，但中央没有回应，于是就产生了逆反心理，在网上写文章，参加国内外集会讨论，呼吁国内外舆论来支持这一正当要求。
结果适得其反，上书未能得到善意的回应，当局对“右派”的文章视若瘟疫，不论在书刊上或是互联网上都遭到封杀。个别的“右派分子”被抄家，没收书刊文章，没收电脑、软件，限止人身自由，甚至监控手机、电话。这些做法遭到了残存于世为数己不多的右派老人的坚决反抗，并下定决心，即使“右派分子”全部去世，也要留下遗嘱、遗言让后代讨还这笔血泪债!
从2008年开始，个别“右派分子”已受到了政府的监控。分析这些受到关注的“右派”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双料”右派，他们既受劳动教养，又升级被判刑劳改的。另一类是能说能写，经常发表文章的人。这些人被政府认为是“刺儿头”，令政府头痛，打压抓捕无法可依，不够条件，听之任之则在舆沦上会对政府“形象”产生负面影响，于是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所以才发生了下列的招抚举措。接受“关怀”的“右派”也有不同的表现，颇具戏剧性：
例(一)：2008年9月10日，甘肃省人事厅文件：《省人事厅对陈星同志上访有关问题协调会》会议纪要：“按照省人大洛桑主任的指示由省人事厅牵头，会同省老干部局，省林业厅，白龙江林业管理局，洮河林业局参加”。讨论陈星提出的：小陕复政治名誉，对蒙受冤狱进行赔偿，补发右派工资，调整提高一级工资及对腿部残疾给予补偿”等问题。对此作出了处理：“鉴于陈星同志伤残的特殊情况，由洮河林业局给陈星同志一万元人民币，作为精神补偿。陈星同接受处见，并向组织表示感谢。同时表示放弃上访中提出的五项要求，从此息诉罢访”。
在省人大的指示下，省人事局牵头，由五个厅局级部门参加讨论，可谓十分重视，但“雷声大雨点小”，最终以一万元人民币，打发了陈星，并在拟定好的文件上让陈星签字，“表示感谢”“放弃上访中提出的五项要求，从此息诉罢访”。这种授受方式公平吗?公正吗?省人事局对这次座谈会，用尽了美丽的词藻，“把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老干部工作中”，“做好服务工作，关心、理解老同志，对老同志的生活予以充分照顾，”“给陈星以回娘家的温馨感受”。但预设的结局已打印在最末一条：“陈星同志接受处理意见，并向组织表示感谢。同时表示放弃上访中提出的五项要求，从此息诉罢访”。
陈星放弃了上诉权，放弃了维护自己的人权，年的残疾老人，忍辱含泪用一双颤抖的手，接过了在“卖身契”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能说什么呢?既理解陈星经济生活的艰难，也体会到现实生活的残酷，结语只能是：“哀其不车，怒其不争”而已。
例(二);中共成都市委、市人民政府信访局于2008年9月23日的《研究解决彭慕陶信访事项的会议纪要》。由市委常委秘书长邓全忠批示，由市信访局，市委组织部，市经委，市人事局，市房管局等有关同志出席会议。
彭慕陶1957年被划成“右派”，又于1970年，原成都市西城区法院却以“右派翻案集团”判决彭慕陶徒刑二十年。1979年，法院撤销原判，宣布彭慕陶无罪。既无罪，理应赔偿被冤期间的一切经济损失，也应赔偿肉体及精神上的摧残损害。但当局一直置之不理，为此彭幕陶上访20余年，至今问题仍得不到解决。成都市委出于人道的同情，还是得到上级的指示，召开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一次性给予彭慕陶万元人民币，作为因错判服刑期间未领工资的补偿”。并声称“本次会议处理意见为该项信访问题终结意见。今后各级机关不再受理此信访事项。”让彭慕陶鉴签字领钱，最终目的还是要求彭受钱以后，从此息诉罢访。结果遭到彭慕陶的坚决拒绝。
例(三)：北京市丰台区总工会于2008年10月18日《关于解决纪由同志“补发工资”等问题的意见》纪由被错划右派受到劳动教养又被升级判刑，在“改正”后纪由不断提出要求彻底平反及经济赔偿，经丰台区工会研究后，工会“根据本人劳教前的工资标，予以补偿，并追加一部分生活补贴。折合工资补差11342元，再一次性的生活补助10000元，两项总计为21342元。
纪由欣然接受签名，另外写了保留意见：“此工资是29年前应发的工资，29年后既未考虑物价因素，也未考虑利息因素，对此本人保留申诉权”。这种签署，因为没有达到“息诉罢访”目的，没有起到“封口”的作用，钱等于白化了。区工会的人，向纪索还，纪由不给，工会的人说纪是无赖，但也无可奈何。我认为这不算无赖，而是受之无愧，名正言顺，这二万多元远远不够补偿二十多年的工资，更淡不上肉体摧残，精神损害等补偿。
例(四)：北京市昌平区“右派分子”任众，于2008年底分得了一套两居室的旧房，并进行了装修，还给了一万元的设备购置费。区政府从2007年始，逢年过节还给任众送煤、送油等生活用品，在此期间还派人陪同到九寨沟旅游，住宾馆享受按摩等等。可谓关怀备至。目的足什么?让其“息诉罢访”，沟通信息，由于这是政府行为，其他“右派”产生了不少看法，怀疑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收买一个经常“出头露脸”的右派分子，从而使他缄默其口，不再“折腾”，并为政府所用，成为“线人”，让他提供其余“右派”的活动情况。我们对任众接受住房，接受赠与，都无可非议，但必非守住做人的底线，即不能出卖八。
例(五)：浙江省杭州市“摘帽右派”叶孝刚，在杭州市政法委副书记周伟新牵头下，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叶孝刚“不再给国外发稿；不筹建香港五七学社杭州分社：做好助残工作”，政府给住房补助十万元，助残补助三万元。叶孝刚感慨系之：“在我黄昏龄段，出现真人君子，给我带来了迟到的春天，可喜。我好似一支甘蔗，头梢苦涩，欠甜。中断(段)嫩甜。”却在高墙内度过，可惜。甘蔗老头，虽硬，犹甜。(叶孝刚2008年12月12日)这是一种有条件的另类表态。
根据上述几种情况，接受补助时有四种态度，一种是忍辱含悲为生活所迫，接受一万元补助，还要千恩万谢：一种是大义凛然，不合理的小恩小惠坚决拒绝。另一种是你给我的钱，我受之无愧，政府给的还远远不够，因此保留申诉权，继续讨要。再一种是受到了比较优厚的待遇，有感激之情，“胡萝拨卜比大棒要好得多了”。于是作了局部的让步，答应了一些条件。
我赞赏纪由的灵活机智，受了小惠，还坚持了原则，我不苟同。彭慕陶的绝对做法，该拿的钱不拿白不拿，固然节气可佩，实际上是吃亏了。我不同意党中央把责任推给地方政府，因为反右运动是党中央统一决策、统一指挥发动的。对“右派”的处理及“改正”也是党中央统一决定的，对右派克扣工资送劳教、劳改或监督劳动降级降薪。都是统一由中央下达的指示，由地方执行的，那么对右派工资的补偿，对人身肉体。精神伤害的赔偿也应该由中央规定，出台一个理赔标准。严令地方政府或划右单位落实执行。
根据2008年出现的表象，可能是地方政府依据2007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达的《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未执行的。说的是活话：“单位应予妥善解决、安排，不要把问题上交。”而没有可操作性的“硬件”条款，那么这个尺度就很难掌握，于是就出现了有的宽厚，有的刻薄，有的置之不理，没有动起来，更没有人来检查执行情况。
对右派工资问题的处理，不是“扶贫”，也不是“施舍”，而是应该的!必须的!是一种平等、合理、合法的统一政策，不能只看“右派”的穷富，更不应反映强烈的给予补助，不善说，不会写，不上访的右派就不给补助，有利用价值有影响的“右派”就收买给“封口费”，不能利用，无利用价值的轼置之不理。这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年共产党对国民党用过的收买、打压、分化，瓦解的手法早己过时了。现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办事应该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以人为本，实事求是，依法治国、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而应付诸实现贯彻始终。
我盼望中共中央，审时度世，为搞好和谐、团结、稳定，必须先解决当前影响稳定的主要因素，坚决快速地给予解决，彻底改正，敢作敢当。学习一下胡耀邦处事精神。只要是冤假错案，不管是哪一级领导定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把它纠正过来，这才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赢得民心的上上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