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患有恐惧症。即便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现没来由的焦虑和紧张。但医生没有用恐惧症这个词，只说是情绪低落，或者忧郁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惧症。我坚信，只有这个词，才更精确。
父亲被毒打，构成我人生的最早记忆。这一切是怎麽开始的？父亲被人野蛮地捆走，捆他的绳子，不是一般的绳子，而是石匠抬石头用的那种，碗口般粗。父亲被人疯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不是一般的棍子，而是石匠用的那种钢钎。父亲被人强按在地上批斗，他膝下跪着的，不是一般的地面，而是一堆玻璃渣。父亲膝下，血流如水。这一切，就构成我最早的记忆。三岁，开始模糊记事的年龄。之后，恐惧伴随我成长。总是在夜半时分，我被一阵低低的啜泣声惊醒。不用说，又是母亲竭尽控制的哭泣。透过纱布蚊帐，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见，地上卷曲着一个血迹斑斑的人形。那是父亲。母亲正爲他敷药疗伤。作为从正规院校学成的西医，在那个小镇成为罕见，母亲的医术远近闻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嫁给父亲，为父亲屡创的伤口，不断覆纱裹药。
许多时候，我并没有吓哭，而是吓得再一次沉睡过去。梦里，反复上演一幅图象，即便我醒后，仍然心有余悸：一条木船底朝天，倒悬于同样是底朝天的河川，我头朝下脚朝上，倒立于那木船上，木船首尾两端起伏不定，将我剧烈颠簸，随时似要掉落下去，我惊恐得喊起来……
这个离奇的梦境，在我童年里反复出现。我并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颠倒的图像，究竟是什麽意义？小镇上靶子不多，每次开批斗大会，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都是重点对象。原因很简单，家庭成分劣等。中共建政后，祖父家因有十一亩薄田，而被划为“地主”。从此灾厄不断。我的二伯，毕业于黄埔军校，曾任国民党军官。中共军队入川时，他放下武器，“和平起义”。初时，中共假意待他如上宾。然而，几年后，中共搞土改复查，为了凑够镇压名额，二伯竟被算了进去镇压了。枪声响处，在他身后，留下孤儿寡母。他那最小的女儿，还在襁褓之中。二伯死了，祖父祖母也先后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锅，落到了我父亲头上。在其后的年代里，他必须代之受过。每逢运动，便被揪出来，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文革搞了几年后，我得知，父亲居然也入了派系，而且属于造反派。小镇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与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简单说来，小镇上的造反派，就是反对当地领导，与红卫兵无关。而当地领导，在文革中，如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学校党委书记还是公社革委会主任，一上来，都宣称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被打倒，又“老实交代”，被迫承认自己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父亲虽然头顶造反派的帽子，但我却从未见过、也未听说他动手打过任何人。倒是他动不动就写大字报，与同事中的保皇派论战，言必称“毛主席说”。一句“毛主席说”，就仿佛他掌握了什么真理。父亲仍然被别人批斗，被别人毒打。谁叫他是地主出身呢！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刚刚过去，对父亲的频繁批斗才稍稍止息，我那年仅三十四岁的母亲，却因长期置身于恐怖、惊吓、悲伤、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压之下，积忧成疾，积劳成疾，身患绝症，骤然离世。虽为名医，却救治不了自己。家中仿佛塌了天，撇下四个孩子，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岁，最小的我，八岁。从此，父亲又当爹又当妈。不仅要劈柴做饭，还要缝衣衲鞋。对于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开始。养猪，养鸡，养蜜蜂，养兔子，捕鱼，打蛇，砍柴……所有能谋生的手段，都用尽了，都历练了。巴山凄冷，蜀水苍凉。年复一年。沈重的劳役，艰难的生存。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阴影，也覆盖了我。“地主崽子！”从班主任牙缝间挤出来的这句毒性咒骂，至今轰鸣于我的脑际，也将轰鸣于我的一生。小学班主任，那个脊背弯驼的中年女人，面相凶恶，出言刻薄。
彼时，我唯一的长物，是名列全班最优的学习成绩。但只要我稍一得志，尤其当我偶有机会成爲“孩子王”的时候，班主任便发动全班同学“孤立”我。在我的身后，常常跟着起哄的同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随着这类谩骂的，是无数纸团、树枝、泥巴、石块，雨点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没命地逃跑。害怕上学，就常以逃学来躲避。我偶有反击，就被告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泼妇似的怒骂：“你一个地主崽子，竟敢打贫下中农的后代！”父亲得知，气得嘴唇直抖。儿子受欺负，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还要难受。激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评理：“您说我那娃儿是地主？八九岁的娃儿是地主？他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连我都没有剥削过人，他又剥削了哪个？连毛主席都不得说我娃儿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声，不理。文革，父亲受迫害。与此同时，整个小学阶段，我也跟着受迫害。恐怖的童年！文革末期，我听见父亲教学生唱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标语口号似的歌词，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亲又在小声哼那首歌，我实在忍不住，大着胆子对父亲说：“好什么好？看把你打成那个样子！”父亲朝我投来狠狠的一瞥，那眼神里有真正的责备，认为我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并没有说什么，足见他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迷信“毛主席”的父亲，“六四”终于觉醒。父亲迷信“毛主席”，认为什么都是别人的错，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后期，乃至文革结束后许多年，父亲都持这种固执。为此，十多岁的我，常跟父亲争得面红耳赤。这些争论，大都发生在长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岖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亲，每隔几周，就需翻山越岭，从一个小镇，徒步行走到另一个小镇。一日跋涉几十华里。或者为了捕鱼谋生，或者为了探望在另一个小镇做工的姐姐或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