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红波转自中国劳工通讯
本文选自网易大国小民栏目，作者夏虫
于武仓13年前来广州时，就是做的环卫工。
从2003年开始，环卫行业便迎来了一场“改革”：市容环卫作业不再由政府负责，而是走向市场化，政府仅担任监督、调控的角色。这是世纪之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中的一环，事关“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彼时的于武仓就像一场漩涡中的一颗水珠，并不知道这场“革命”将给他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竞争，各个城区的承包商都在不断改变，环卫工权益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公司经常削减人手，加重环卫工的工作，他们需要不停加班而工资却没有增加，也没有加班费；有社保，没有公积金；休假每周一天。
草根之苦：受伤的总是环卫工
原本，老于每天的工作应该是这样过的：
他会按照排班时间早早起床，早餐是算在工作时间里的，所以他可以一边买早餐，一边和小贩唠唠家常。早餐完毕，他就拿起工具开始打扫他负责的北京路和大南路。一个月下来工资能上三千，扣了五险一金后也够过上稳定的生活。在工闲时间里，他还可以做一份兼职，帮补一下家庭，不至于成为中年“月光族”。
但这样的一天从来没有切实地发生过，在2014年前，他们的一天实际上是这样的：
负责打扫珠光街的环卫工从06年的10人减员到2人，他们不得不提早两个小时来上班，甚至叫上家人一起帮忙打扫才能完成任务。而这一开始是没有加班费的。相对来说，于武仓要稍微幸运一些。工作量虽然也不断增多，但不算夸张。但最重要的工资一项，也经常是按照最低标准发放，每月到手也就一两千。
这是“解放思想”的市场化带来的乱象。随着环卫市场化的矛盾增多，2014年初越秀区“深化改革”，环卫不再市场化运作，改回政府主导的方式，分别由区的清洁作业中心和18个街道的环卫站各自负责环卫，简称为1+18模式。
在1+18模式之下，于武仓他们的一天变成了这样：
工资还是两千多块，人手还是不够，还好加班费有着落了、公积金也有了。但是在这一模式下，同工不同酬，各区域的待遇相距甚远。明明打扫街巷更苦更累，但由于由街道管辖，绩效奖金比管辖一级马路的区作业中心发放的低一两百元，环卫工觉得自己的劳动没有被尊重；福利补贴也不公平，逢年过节，区里面能发大米、食油、王老吉、日用品，街道却要差得多。
老板是公司，环卫工就被剥削；老板是政府，环卫工就被不公对待。无论环卫制度怎么改革，环卫工好像都没有“出头之日”。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们？
“环卫工作是不能产生效益的，”老于解释说：“你其他职业是请多一个人，就能增加工作效益，给你的生意创收，”其他行业里用工规模和收益是正相关的。“但环卫工打扫马路不能产生效益啊，公司要增加盈利只能通过裁减工人、克扣工资。所以环卫工是工作强度大、待遇又很低的职业。”
维权之愤：“duang一下”就走到了今天
于武仓维权开始于2013年，他的“任性”，最开始撬动了环卫公司。
2013年工人们推选老于成为“出头鸟”，负责和公司谈判。他提出了几大诉求：“环卫公司在市容检查中被罚款不能克扣在工人头上”；“实际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要发加班费，之前没有算的要补上”；“早班环卫工吃早餐时间也属于工作时间”。
会上达成协商，几项加起来每个员工补偿6000余元。但是没过多久，公司以旷工三天的理由解除合同，把于武仓“炒”了，但事实上于武仓一天都没有缺席。后来在工友、大学生的支持下，也联系了政府部门协调，公司才收回解雇的决定。
但是老于的维权路还没完。他继续“任性”，还撼动了政府。
2014年以来，1+18模式的不公日益显现。于武仓开始在网络上批评1+18模式，不断引起了社会、政府的关注。可是政府的关注并不是来给他解决问题；相反的是，在年底劳动合同快要到期的时候，于武仓再次被“炒”：他收到了政府不再续签的一纸通知。这在环卫工中是极为罕见的。
所以于武仓瞬间失业了。在失业的第一天里，他不是意志消沉，也不是去政府“闹事”，更不是去人才市场，而是一如既往地拿起扫把打扫他的北京路——是的，他在“上班抗议”。他说，“不续签合同是不合理的事情。既然是不合理的，为什么要接受呢？”
背景：涉事的环卫站表示，员工合同期满，其有权决定是否与员工续签劳动合同。
他的这种坚持，虽然暂时还没有改变政府，但是却打动了网友、大学生们。
2015年，中山大学的几个大学生在网络上发起了给于武仓众筹工资的活动。3033.79元，一分钱也没有克扣，遵照环卫工工资标准，老于被炒鱿鱼后的第一个月工资就这么筹集了起来。
几个大学生本来还预备邀请城管局的官员和老于一起“吃年夜饭”，希望能在公众的监督下，大家一起谈妥老于和环卫工制度缺陷的问题。但城管局却回应说，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八项规定”，拒绝群众的宴请。
公义之艰：黄埔军校父亲的遗泽
只要走进于武仓的家中，就能设身处地地感受到环卫工阶层所处的境地。为了分摊房租，他和妻子及另一个工友合租：工友一家住一个房间，于武仓和妻子住在客厅用木板隔出来的房间里，厨房和洗手间则是共用的。这样下来分摊到的房租是700元——比单独租一套房能节省好几百块。
于武仓家中的一切都是用于满足家庭最基本的需求的：有一个电脑屏幕大小的电视机；一个经典的绿皮电冰箱；一台由于女儿回老家而铺尘的电脑，网线也断了；还有捕鼠笼，草帽等等不一而足。在40平方米的家中，两家人的界限时而模糊，又时而分明。
虽然妻子并不支持老公的任性维权，但老于有这样的“任性”性格，却同样离不开家庭——他幼时的教育。
于武仓5岁丧母，是在他的军官父亲——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第20期骑兵科毕业生，悉心教导之下成长的。在国共内战中，“他对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觉得共产党可以建设新中国，留在大陆也能为人民服务”，于武仓回忆道。所以父亲指挥部队起义，在长沙战役中接受改编。
父亲的家教“非常严格”，给于武仓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和其他那些父亲不一样”。于武仓说。他父亲别名“毅然”，也正如这个名字一样，他有着“军人风范”，能“言行一致”。父亲教育他做人要有担当，有国家意识，“有国才有家”，要懂得为国家、社会分担。“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要敢于站出来”。
父亲的国家意识，成为渗透到老于生活中的一种力量。
在罢工维权、担任工人代表和公司谈判的时候，于武仓其实是被侵害权益的工人中比较少，但是，他想着的不是自己，而是广大的工友们，希望他们的权益得到保障。“我们劳动人民这么辛苦，让环卫工人安心工作、有尊严地劳动、快乐地生活，就是我坚持抗争的理由”。
像其他工友罢工就那么罢了，维权就那样维了，但是于武仓在维权中考虑到的，还包括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治本”反腐，给了于武仓信心。这个男人认为，中央是诚心查处问题的，连（广州前市委书记）万庆良都被抓了，那么离同工同酬，离不遭报复、无后顾之忧地维权，离工人更有力量地组织起来还会远吗？
他想更多地理解这个国家、世界。他喜欢上微博、朋友圈，里面他加了很多未谋面的朋友，有的同是工人，有的是记者、学者，更多的只是声援他的人。虽然他手机流量不多，但他会在工闲时间里连上沿街商铺的wifi，了解着时政大事，或者和人讨论政府职能、社会责任，或者关注着其他地方的维权事件。
这就是一个环卫工内心装载着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