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红波转自NGO发展交流网
从政府到公司，再从公司到政府，他的“老板”不停更换着，但他和“老板”“作对”，为工友请命的行动始终如一；他“任性”维权的背后，其实活在一个草根得不能再草根的世界，但同时也深受黄埔军校毕业的父亲的家国观念影响。
他就是环卫工人于武仓，在上个月网络曝光越秀区环卫制度不公的维权者。只要搜索他的名字，就会看到“用生命废止不公”、“工人的保护神”、“维权路”的“行动者”等等的评价。然而在抗争光环的背后，是怎样的因素促使他走上了这条道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市政之殇：“解放思想”中被剥削，“深化改革”中被不公
于武仓13年前来广州时，就是做的环卫工。
2003年广州迎来了一场市政府所称的“革命”：市容环卫作业走向市场化，政府不再直接从事，而是担任监督、管理、调控市场的角色。这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中的一环，事关“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新观念”。
此时的于武仓就像漩涡中的一个水分子，还不知道这场“革命”即将把他带去一个从未想象过的境地。由于要公开招标，各个区域不断变更着公司来承包环卫，但环卫工却可以留在原地，把劳动关系转到新公司，打扫着同一条街巷，造成了环卫领域特有的“铁打的工人，流水的公司”现象。由于不断换着老板，环卫工权益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加班费、工作时长、社保、公积金、休假，这些都是劳动者最关心的切身权益，像于武仓这样的室外体力劳动者更是如此。可他们这些权益是如此：公司经常削减人手，加重环卫工的工作，他们需要不停加班而工资却没有增加，也没有加班费；有社保，没有公积金；休假每周一天。
所以于武仓每天的工作本来是这样过的：
他会按照排班时间早早起床，早餐是算在工作时间里的，所以他可以一边买早餐，一边和小贩唠唠家常。早餐完毕，他就拿起工具开始打扫他负责的北京路和大南路。一个月下来工资能上三千，扣了五险一金后也够过上稳定的生活。在工闲时间里，他还可以做一份兼职，帮补一下家庭，不至于成为中年“月光族”。
但这样的一天从来没有切实地发生过，他的一天实际上是这样的：
“于武仓们”和路人的关系没有改变，依然是你给我一堆垃圾，我还你整洁路面。改变的是他们的待遇。于武仓可以说是越秀区中比较幸运的一个，因为他在珠光街的工友工作量增加了将近5倍：负责打扫珠光街的环卫工从06年的10人减员到2人。他们不得不提早两个小时来上班，甚至叫上家人一起帮忙打扫才能完成任务。而这一开始是没有加班费的。社保方面比起其他区的要幸运更多，因为越秀区是广州中心城区，别的区的一些环卫公司是不给工人买社保的。但公积金就没有了——即便是在越秀区，他们也没有公积金用于支付房租，减少负担。兼职的话也有些不近人情：有些公司会把上班时间、轮班安排定得让工人没办法做兼职。而在最重要的工资里，公司会按最低的标准发放，工人到头来只有一两千块。
这就是“解放思想”的市场化带来的乱象。随着环卫市场化诟病愈深，2014年初越秀区“深化改革”，环卫不再市场化运作，改回政府主导的方式，分别由区的清洁作业中心和18个街道的环卫站各自负责环卫，简称为1+18模式。
在1+18模式之下，于武仓他们的一天变成了这样：
打扫马路中的一切都没有变化，路人依然给他们一堆垃圾，他们依然还路人整洁路面。工资还是两千多块，工人的数量还是不充足，以致工作量还是很多，还好加班费有着落了。公积金也有了。但不能打兼职的情况还在发生：很多工友连帮快餐店送餐的固定一小时都没有，不得不完全依赖这份薪水卑微的环卫工工作（如果不加班就更“不用活”了）。而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1+18模式同工不同酬，各区域的待遇相距甚远：绩效奖金不公平，明明打扫街巷更苦更累，但由于由街道管辖，绩效奖金比管辖一级马路的区作业中心发放的低一两百元，环卫工觉得自己的劳动没有被尊重；福利补贴也不公平，同样的区作业中心过节时发放大米、食油、王老吉、日用品等年货，是十几年来“最好的福利”，但街道的环卫工则没有这么优厚了，像大东街“还不如以前”，比其他街道差得多。还有买公积金、签劳动合同的标准也很不一样。
这就是“深化改革”后的现状，而且还在继续，还要继续。老板是公司，环卫工就被剥削；老板是政府，环卫工就被不公对待。无论环卫制度怎么改革，环卫工好像都没有“出头之日”。而于武仓也是在这样的原因下走向“任性”，走上维权路。
维权之愤：“duang一下”就走到了今天
于武仓维权开始于2013年，这年的越秀区环卫工人针对环卫公司发起罢工抗争。其实第一次听到罢工的时候，于武仓是拒绝的，因为他只是“想安静地维权”，不愿意影响市民的生活，这样市民一定会有意见。后来经过于武仓的参与，证实了维权确实有用的：市民会理解、支持，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工友们争取回应有的权益。所以于武仓开始“任性”起来了，因为他要让工友、市民看到，给劳工争取权益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的“任性”，撬动了环卫公司。
2013年越秀区环卫工罢工后，环卫公司连夜及时召开工人代表会议。这个“工人代表”就是于武仓——他在罢工队伍里自告奋勇、一厢情愿地站出来，在七嘴八舌中获得“授权”成为“出头鸟”。他提出了环卫工的几大诉求：“环卫公司在市容检查中被罚款不能克扣在工人头上”；“实际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要发加班费，之前没有算的要补上”；“早班环卫工吃早餐时间也属于工作时间”，因为“之前就是这样的，是公司取消了”。
会上达成协商几项加起来每个员工补偿6000余元，但越秀区另三家公司谈判成4500元，结果于武仓的公司擅自把补偿改为4500元。这时于武仓再显“任性”，坚持双方谈妥的6000元补偿，终于让公司妥协，在劳监、工会等部门介入下，“退”回原来的6000元。
但是没过多久，公司以旷工三天的理由解除合同，把于武仓“炒”了，但事实上于武仓一天都没有旷。后来在工友、大学生的支持下，也联系了政府部门协调，公司才收回解雇的决定。但是公司却让于武仓写一份保证书，要他承认一手操纵罢工等“错误”。“但是我没有做这些事情啊，没有做怎么能写这些保证书呢？我只是在做一种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武仓说。他觉得保证书就像是检讨书，是要对付一个任性的坏孩子。但他的任性是对的啊，为什么要写呢？所以他坚持不写，怎么也不写。最后，公司自讨没趣，保证书不了了之，这次维权行动也告一段落。
但是于武仓的维权路还没完。他继续“任性”，还撼动了政府。
2014年以来，1+18模式的不公日益显现。于武仓开始在网络上批评1+18模式，无论是万庆良被抓，还是其他企业建工会，都经过了于武仓在微博上转发，表达着他希望查处不合理的制度、维护工人权益的愿景。下半年开始，他整理、编写了1+18模式不公的文章，发表在朋友圈、微博中，不断引起了社会、政府的关注。可是政府的关注并不是来给他解决问题；相反的是，在年底劳动合同快要到期的时候，于武仓再次被“炒”：他收到了政府不再续签的一纸通知。本来按惯例，“铁打的工人”都能继续留在原地续签劳动合同。可唯独于武仓除外。
所以于武仓瞬间失业了。在失业的第一天里，他不是意志消沉，也不是去政府“闹事”，更不是去人才市场，而是一如既往地拿起扫把打扫他的北京路——是的，他在“上班抗议”。他说，“不续签合同是不合理的事情。既然是不合理的，为什么要接受呢？”“既然政府要任性，那我也只好任性咯！”
对于政府来说，增加一个免费劳动力没有令他们开心起来——为了让于武仓知难而退，他们换了于武仓的工具房门锁。但这些招数对于于武仓来说都是纸老虎，小把戏。他说：“我做这些事情没有考虑到什么后果，我只是想让更多的环卫工的权益得到保障。”他依然任性地上班抗议、维权，尽管他面前的路还是充满着未知数。
他的这种坚持，虽然暂时还没有改变政府，但是却打动了网友、大学生们。
2015年，于武仓被炒、上班抗议后，他终于过上了上文所描绘的理想却又从未到来的环卫工生活——这不是他在做梦，也不是加特技，而是网友们通过众筹给他发了1月份工资：3033.79元，一分钱也没有克扣、算少，这是政策规定的环卫工工资标准。2月的工资则是通过号召微信上的热心人士把春节抢到的红包捐出来募集的。
这种事情可不是“duang一下”就来了这么简单。当他的事迹在社会发扬后，中大学生陈伟祥在网络上发起了给于武仓众筹工资的活动。同时，他和另一名华师大学生颖颖邀请越秀区城管局和于武仓一起吃饭，寄望于在觥筹交错之间谈妥解雇于武仓、1+18模式同工不同酬等等问题。但城管局却回应说，根据习大大的“八项规定”，拒绝群众的宴请，但是答应祥子年前解决问题（但春节假前连续挂了祥子40个电话，春节假期结束后，城管局领导还在放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由于领导不在，“没办法给于武仓解决问题”）。
祥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给他自己带来了不少麻烦。当祥子为于武仓奔走呼吁的时候，他的校领导——中山大学附属一院院长在3月8号打电话给他，“把丑话说在了前头”：想要继续实习、毕业的话，就把网上的文章删掉。“拿不了毕业证不要怪我！”
祥子和于武仓被逼到了两难的境地。祥子的热心肠暂时还敌不过校领导的威胁，所以他先在网上把要求城管局对话的文章撤下，以从长计议；但于武仓的时间却不多了，他不能总是依靠网友的众筹领工资。他面前的路充满着未知数。
草根之苦：受伤的总是环卫工
作为普通市民的每一位读者，都或多或少能理解一座城市之市政总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在环卫领域中无论是要“解放思想”，还是“深化改革”，受侵害的总是环卫工，不会是城管局、环卫公司；再看广州近年来权益受损事件的工人中的多数也是环卫工。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们？
“环卫工作是不能产生效益的，”于武仓道出整个环卫领域和其他行业的不同之处。“你其他职业是请多一个人，就能增加工作效益，给你的生意创收，”这是其他行业里面用工规模和收益是正相关的。“但环卫工打扫马路不能产生效益啊，公司要增加盈利只能通过裁减工人、克扣工资。所以环卫工是工作强度大，待遇又很低的职业。”环卫工比其他职业更容易被侵害，于武仓就是其中一个。
只要走进于武仓的家中，就能设身处地地感受到环卫工阶层所处的境地。由于在市中心附近工作，他找不到像城中村那样租金便宜的房子，所以为了分摊房租，他和妻子没有独立的住房，而是和另一个工友合租：工友一家住一个房间，于武仓和妻子住在客厅用木板间出来的房间，厨房和洗手间则是共用的。这样下来分摊到的房租是700元——比单独租一套房能节省好几百块。
于武仓家中的一切都是用于满足家庭最基本的需求的：有一个电脑屏幕大小的电视机；一个经典的绿皮电冰箱；一台由于女儿回老家而铺尘的电脑，网线也断了，遑论安装已普及的无线路由器；还有捕鼠笼，草帽，等等不一而足。但于武仓家中最多的物品就是厨具了：除了用明火的炉灶外，还有四个电磁炉、三个电饭煲，油盐酱醋陈列于厨房和客厅。这是因为同一屋檐下的两家人是分开煮饭、吃饭的。在40平方米的家中，两家人的界限时而模糊，又时而分明。
尽管如此，于武仓在饮食方面的选择却不会显得很单一。他们两家人有时候会晚上一起喝些小酒；过年了虽然不舍得回家，但也会焖些牛腩当做犒赏自己和家人。平时于武仓喜欢炒肥猪肉吃，他说吃了肥猪肉干体力活特别不容易饿；如果赶时间去做兼职，会蒸些馒头三口并两口地咽完就上路；要是刚下班则更丰富了。由于要两班倒，经常不能在正常的吃饭时间下班，他就可以下班后不吃正餐，光顾他喜爱的小吃店，8块钱就能选3种料下粉、面吃，“很够饱的”，于武仓说。
于武仓的女儿或许可以说是广州典型的“流动人口”。她毕业于老家湖南的大专院校时，父母已经来到广州定居、工作好几年。一开始她来到广州和父母住在一起，睡在客厅安放的床铺，找到一份在北京路一服装店做销售员的工作。现在她又回到了湖南老家，自己经营一家麻辣烫档铺。
作为家人，她和于大嫂通常不支持于武仓投身为环卫工维权。可正如于武仓所言，环卫工“文化水平低，年龄偏老，社会地位不高”，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就是他们；同样的，像于武仓家庭这样的阶层，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除了忍气吞声和投身维权之外，似乎已经没有第三条路给他们选择了。
时代之痛：哪里能容得下他的“任性”
虽然家人算不上支持于武仓“任性”维权，但于武仓有这样的“任性”性格，却同样离不开家庭——他幼时的家庭教育。
于武仓5岁丧母，是由他的军官父亲（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第20期骑兵科毕业生）于伦悉心教导之下成长的。在国共内战中，本来上级是安排他迁往台湾的，可是“他对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觉得共产党可以建设新中国，留在大陆也能为人民服务”，于武仓回忆道。所以父亲指挥部队起义，在解放长沙战役中接受改编，不久后回到老家娶妻生子（编者注：于武仓为家中幺子）。
父亲的家教“非常严格”，给于武仓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和其他那些父亲不一样”。于武仓说。他父亲别名“毅然”，也正如这个名字一样，他有着“军人风范”，能“言行一致”。父亲教育他做人要有担当，有国家意识，“有国才有家”，要懂得为国家、社会分担，“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要敢于站出来”。
所以于武仓学会了“担当”。
对于当时年轻的于武仓来说，父亲的“为国、为社会分担”或者还显得太“高大上”，但是做人要有所担当还是植根在他内心中。以前他还是一名建筑工人，虽然“这个职业很危险，很多意想不到的意外会随时发生”，但他还是乐于做这份工作，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自己建设的工程竣工。“湖南的湘江南大桥，安徽的铜陵长江大桥的桥橔、路灯都是我修的！”于武仓谈起他以前的劳动果实时，对工作的感情、责任都能浮现了在他的脸上。
现在虽然不当建筑工人很多年了，但他依然在用另一种方式建设社会。在日常工作中每天和垃圾打交道，但他的衣冠、仪容至始至终地干净整洁，对自己有所担当；这十几年的环卫工作中，他获得了市民的认可。在搜集到的市民意见中，每一位市民都签名赞扬他的工作表现，支持他的行动。平时即便是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他的工作都没打折扣，任性地对自己“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完成打扫。所以他还当上了班长，向工作、向工友、向市民传递着他的担当。
然后他还学会了什么叫“视野”。无论是止于见闻，还是躬亲行动，他都在践行着孩提时代种下的国家意识。
父亲的国家意识，在于武仓这里不是假大空的意识流，而是渗透在他生活中的一种力量。像其他工友罢工就那么罢了，维权就那样维了，但是于武仓在维权中考虑到的，还包括远在中南海的习大大：他的“治本”反腐，给了于武仓信心。于武仓认为，中央是诚心查处问题的，而且万庆良也被抓了，离同工同酬、公平的环卫制度，离不遭报复、无后顾之忧地维权，离工人更有力量地组织起来还会远吗？
他想更多地理解这个国家、世界。他喜欢上微博、朋友圈，里面他加了很多未谋面的朋友，有的同是工人，有的是记者、学者，更多的只是声援他的人。虽然他手机流量不多，但他会在工闲时间里连上沿街商铺的wifi，了解着时政大事，或者和人讨论政府职能、社会责任，或者关注着其他地方的维权事件。
这就是一个环卫工内心装载着的世界。
他还有一颗济世的情怀——他一直促使着自己实践父亲教导他的“懂得为社会分担，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要敢于站出来”。
在罢工维权、担任工人代表和公司谈判的时候，于武仓其实是被侵害权益的工人中比较少的。但是，他想着的不是自己，而是广大的工友们，希望他们的权益得到保障。无论是被公司解雇，还是被要求写承诺书，他的这种想法都没有改变。
在反对政府的1+18模式同工不同酬中，他就更加任性地表现出这种情怀了。他说，他个人能不能复工其实没关系，他的目标就是为工友们争取合理、公平的制度。他还说，“他愿意用生命来废止这种不公”。
“我帮大家维权没有考虑到后果，我只是想让更多的环卫工的权益得到保障”。
“虽然作业中心的环卫工待遇更高，但如果我是作业中心的工人，我同样会为其他环卫工抗议这不公平的制度”。
“我认为我的行为是正确的，所以就算再艰难也会无怨无悔坚定地走下去。”。
“我们工人要看得到希望，自己都不争取，你让同情、支持你的人如何帮你？”。
“虽然工作又脏又苦，但看到马路打扫干净，市民有一个干净的市容，也是值得的……罢工肯定是不好的，影响了市民、影响了环境，但这是没办法了”。
“我们劳动人民这么辛苦，让环卫工人安心工作、有尊严地劳动、快乐地生活，就是我坚持抗争的理由”。
他的这些情怀，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敬佩。但正如他父亲后来的结局一样——文革中被下放、被批斗、被抄家，毅然的品质被唾弃——站出来维权，是一种“任性”的行为，在当代显得格格不入。虽然这是在追求公平、正义，但其他工人“敢怒不敢言”，于武仓坦言“要是我走后，可能就没人做这事了”。
于武仓的情怀和意识，真正实践起来却是旁人眼中的“任性”。这不知道是他的问题，还是时代出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