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红波转自多维新闻
前央视知名调查记者柴静制作的一部反应中国雾霾问题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中国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柴静在片尾提到，随着中国新环保法的正式实施，民间环保组织将首次有权对污染企业提起公益诉讼。
然而据新京报报道，自新环保法今年1月实施以来，中国700多家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资格的环保组织仅提起三起诉讼。报道说，这700多个可提起公益诉讼的环保类社会组织中大部分是官办的社团组织，其中很多是行业协会，对提起公益诉讼兴趣不高。只有少数民间环保组织“有能力、有意愿”进行尝试，其它大多数民间环保组织往往缺少经费和精力，也没有专业的法律人员。
中国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从一个层面上折射出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据统计，中国有超过50万在民政部正式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NGO)，但这些NGO当中很多都是半官方、或准官方性质的机构，有的甚至只是假借NGO之名来获取政府拨款。在独立的民间组织中，绝大多数涉及非政治敏感性领域，例如慈善事业、环保和妇女儿童权益等。此外，中国还有约150万未正式注册的民间组织对于这些团体来说，如果它们所从事的工作涉及劳工权益、法律和艾滋病患者权利等涉及一些政治敏感性的领域就可能遭到政府的打压。
独立民间组织生存环境恶化
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的独立公民团体一直在官方“界定模煳而且不断变化的容忍范围内艰难求存”。但现在，独立公民团体的狭小生存空间正进一步被缩小。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当局对多个组织采取了行动。
中国维权律师、前公盟成员滕彪表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独立民间组织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原来可以活动的一些机构，像传知行、立人图书馆等很多不太敏感的机构都被关闭，很多负责人被捕、被判刑。（政府）对相关资金的控制，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明显加剧了。”他说。
2013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非公开发表的、被称为“七不讲”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要求党员干部同“危险的”西方价值观作斗争。其中，“公民社会不要讲”位列第三。
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认为，西方世界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和公民社会是西方国家给中国设置的两大陷阱。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去年我们看到中国的一些公民组织受到了极大的摧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许志永和他的团队大概一百多人被抓，他自己被判处四年徒刑。”
公盟创办人、宪政学者许志永2014年1月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许志永被判刑以及其他一些公民团体长期遭到骚扰凸显中共执政者对任何可能对其执政构成威胁的力量采取零容忍的政策。前公盟成员滕彪说：“他们害怕民间NGO，包括一些维权组织和维权人士的力量逐渐壮大，从而对当局成为一种挑战。说白了就是害怕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未来危及它（中共）的政权。”
民间组织活动空间有限
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共对民间组织的立场并非铁板一块。英国政经杂志《经济学人》报道说，中共党内的一些人士认为，完全禁止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参与社会是不可能的，有限度地允许公民参与一些社会事务有助于帮助共产党赢得民众支持。到2014年，中国有四类民间组织可以自由注册，分别是行业协会、科技组织、慈善机构和服务性质的民间组织。《中国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in China)一书的作者卡拉·西蒙(Karla Simon)认为，随着注册门槛的降低，未来几年之内中国NGO的数量就可翻番。
加紧控制民间组织资金来源
尽管如此，共产党仍然要牢牢控制民间组织的资金来源。《经济学人》的报道说，中国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资金直接来自于地方政府。2012年广东省政府给各类NGO提供的资金达4.66亿元人民币，云南省提供了三亿元人民币。但民间组织必须通过有官方背景的实体来获得资助，而且它们也不得到社会上自行公开筹款，虽然它们可以接受企业和个人的捐款。这意味，政府可通过资金渠道对大多数民间组织进行有效控制。
此外，中国近期还加紧了对接受外国捐赠的非营利组织的审查。去年11月，广州出台《社会组织管理办法》，要求从今年1月1日起凡接受境外资金捐助的NGO需至少提前15天香登记机关以及相关部门书面报告。该规定相当于在实际上切断了目前大部分以依赖境外资金为主的劳工NGO的资金链。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一些传知行的前雇员表示，该机构300-400万元人民币的预算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海外捐助。这样的海外联系让中共当局越来越认为传知行是个危险的机构。当局认为，海外资金是进行政治颠覆的工具。
有些时候，即使民间组织的资金来自国内，他们也仍然面临政府打压。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即使你拿的是国内的资金，它打压也很厉害。比较明显的就是许志永从王功权拿到了资助，所以王功权也被抓了一段时间。这就是最好的一个警告，就是让中国的民营企业界不要掺和到支持公民组织的活动中去。”中国民营企业家王功权与许志永同为中国新公民运动发起人。2013年9月13日，他被北京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拘，2014年1月被保释出狱。
中国也正加强对在华外国NGO的控制。中国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前对媒体表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中国需要更好地管理外国非政府组织。她说，要通过立法，使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能够有法可依。据中国媒体报道，拟议中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将规定境外NGO如果想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必须注册并得到官方批准。
担心颜色革命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认为，虽然中国NGO在数量上出现爆炸式增长，但它们的活动空间却在缩小。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表示，中共是不可能放任独立民间组织持续自由发展下去的。“公民社会深度发展下去（的结果）一定会是组党，”他说，“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怕就怕在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使得中国社会的组织化力量和团结精神以后会为政党的建设提供一个水到渠成的平台。”
从最近中国对非政府组织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看，中共虽已意识到民间组织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但它们与维护共产党的统治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