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 玉成 转自 中国民主党
民主党行动的四项准则
编者按：民主党行动的四项准则，是民主党人吴义龙在监所里起草，通过他人带出来的文件，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全文清晰表达了民主党人的基本理念、 社会目标和抗争模式，也是对十多年来民主党的实践所作的预告。回顾民主党走过的艰难历程，人们可以发现：民主党人的善良愿望和忍辱负重的牺牲并没有唤醒统 治者的良心和良知，对于“振作当局政改的决心”也效果有限，或者说基本看不到。统治者正在用超过军费的财力对所有公开的民主党人和异议人士进行监控和迫 害。对于所遭受的迫害，民主党人除了缓慢、有限的累积道义资源外，没有任何反制的作为，并且由于统治者封锁消息，民主党人超过千年的刑期，对于“制造一点 社会影响，唤醒几个国人”来说作用也不够理想。于是，面对一个毫无理性，毫不宽容的专制政权，民主党人在集结力量、发展组织、冲破党禁、结束一党专政的过 程中，如何有效地进行公开的抗争？如何界定“公开”？如何把握公开、半公开、不公开之间的尺度？就成为应该讨论的重大问题，我们欢迎所有民主党人（由自己 决定：以笔名也就是不故意公开的方式，或以真名）来展开讨论。
另外，关于非暴力的问题，在民主党人中间也发生了一些看法上的变化。众所周知，在社会相对平稳，民主党人也没有激烈行动的情况下，谢长发、刘贤斌等 民主党领导人被中共当局判处重刑。在2011年的岁末，中共当局又极其荒唐的重判民主党领导人陈卫、陈西。这实在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暴行。
根据有关报道，当年浙江筹委会的王有才2011年12月24日在全委会自由运动杰出贡献奖颁奖典礼上说：“中国民主党始终本着良好的愿望，主张以和 平、理性、非暴力、合法的方式来 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但中共当局不断以严厉的手段来镇压民 主党人。到现在还判处陈卫重刑，我真的非常愤怒。大陆的民众已经以越来越激烈的方式来反抗暴政，我个人的认知也已经不局限于和平、理性、非暴力、合法了。 民主党是否要超越这些可以思考。但我要强调的是，民众和民主党如果不得不激烈，那是中共当局的野蛮和荒唐逼出来的”。而在元旦前夕他宣布：成立并领导《中 华民主革命党》。宣告：要通过弘扬“自然正义”的方式发动敢于抗争的民众起来！起来！通过实行“以暴抗暴”的自然正义，促使在中国早日实现普世的人权、自 由、民主、宪政、和正义！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每天都在发生民众自发的、零星的“以暴抗暴”的抗争，所以对于民主党人来说，必须在两个层面上确定自己的态度、立场和行动原则：
一、对于民众或其他民主力量采取的“以暴抗暴”的行动，我们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
二、民主党本身是否要接纳“以暴抗暴”的观念，作这方面的准备，必要时采取这样的行动？
民主党行动的四准则
吴义龙
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是我们行动的四准则。它其实也是民主和法制社会的基本准则，并作为创建中国民主党的首要条件。以下分论这四个原则。
在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时候，最先确定的原则便是公开。它有如下两个理由。
（一）创建中国民主党只是为了健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中最缺乏的是分权制衡的、健康的党团制度。相比较而言，有独立而且相互监督与 竞争的反对党存在，对于眼下的吏治腐败、权力滥用、贪污成风的社会现实应该是首先考虑的事。我们的目标不是像当初中共那样仅仅为了夺取政权，而是希望促进 并通过自身的努力有助于实现民主制度的最终形成，也即使政治制度得以健全。因此，系于这样的社会目标，我们不怕被打压，而且是以准备坐10年、20年牢的 决心来坚持该原则。当然也希望不要遭到打压。
（二）几年来中国沈闷的政治，不利于中国的发展。现存的政治制度已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我们不 希望中国被困死，我们就公开一搏。坐牢是在所难免的。只要当局给我们留下一点时间，制造一点社会影响，唤醒几个国人，能振作当局政改的决心，就足够了。
当然，要求我们不公开的理由是：“公开了会受到当局的打压”。但是，不公开是否就不会受到阻挠呢？事实上，受到阻挠是必然的。如何有效地开展组党活动？一是迅速产生社会效应，二是有组织的政党有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
自79年以来，国内组织独立政党的努力未曾停止过。由于是采用秘密的方式，其社会影响几乎都局限在当事人、被抓与家属受牵连上。秘密组党从来都被秘 密地抓捕。这正是当局所期待的。当局仍然作出理直气壮的言辞：中国人享有结社自由云云。而公开了，它的抓捕也就秘密不了。当局的形像是要直接面对公众、面 对国际社会的。这显然有利于社会效应。
我们的社会目标是完全正义的。公开了，当局了解我们到底想干什么、在干什么，是有好处的。中国的统治有一个传统，即是恐怖统治。它在文革时期达到了 极点。恐怖统治是双重的：一方面，百姓不敢窥视政权，不敢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另一方面，由于恐怖统治者惯于采用恐怖手段，深知恐怖手段的恐怖，于是它也 最经常地处于害怕被恐怖者报复、以恐怖对付恐怖的恐惧中。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
在一个恐怖社会中，为什么当局对民间的风吹草动、都万分警觉、而且采取过激手段的缘由了。
公开有利于消解社会恐怖气氛。我们公开地组党，让一般老百姓认识到：这没有什么恐怖的，至多坐牢而已，我们不怕。另一方面让当局看清我们。久而久之，它也会认识到，我们不是去寻求复仇，我们也不要暴力夺权。当局恐惧民众的心态也会减弱。
中国还有一个专制的传统。我们认为共产党最初是不想营造个人统治的。但它长期的活动方式却使这种个人统治成为不可避免。在一切不公开的组织中，保密 几乎就等同于生存。为了保密，必然要对信息及资源进行分割。越处于组织中心的人物，就掌握越多的信息和资源。由于对信息、资源掌权的多寡，本身就是一个权 力高下之分。要避免这种状况在未来社会中复现，“信息资源共享”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民主社会的基本准则。当然，任何组织都有程度不同的秘密。但我
们应坚持避免那种垄断信息与资源为目的的保密行为。
中国第三个传统是“社会分离”。中国是一个未充分融洽而不和谐的社会。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行有行矩。在中国，不同的区域、不同 的社会单元──比如：国家、企业、各行政部门、家族等等──，不仅内、外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行为准则，而且还有不同的法规。就一个党而言，它就是一个完全 可以被认作为不同于社会的另一个社会。
在这个党内可以获得权力，也可以获得利益。它有不同于社会的一般道德要求，也有其法规规定。如何打破中国社会的长期分离状态，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 而面向社会公开，以社会标准为标准、以社会道德为道德、以社会法规为法规，即“我们无异于社会”？中国需要：（1）国有企业社会化；（2）生产资料特别是 土地社会化；（3）社会事务社会化。
当然，公开不是要剥夺公民的隐私权。就目前而言，个人的交流、通讯、与生活来源等属于个人隐私的范围。政党组织不宜过问，并应助其保护隐私。（吴义龙起草）
第二个准则是理性
认真研究20世纪中国社会史，人们会发现，中国社会是一个缺乏理性的社会。很多社会变革、制度的确立，很难找到其中的理性的成分。比如中国为什么贫 穷落后？为什么动乱不安？“5．4”的先贤们以为民主与科学可以解决问题。而所谓民主、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如何，其理解各有不同。茅于轼先生认为：中国最大 的问题是“没有人权”，或许可以从根本上回答上面的问题。但离“5．4”已经80年了，为否定而否定的激情快意式社会运动，几乎贯穿着这个世纪的全部历 史。
最令人感慨的，或许是中共的历史。中共自诩为最激进的政党。但49年以后，它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在革命与激进的形式下，却重蹈了历史的 覆辙：经济制度确立公有制，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制。而这恰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基本经济制度。只不过那时的国家是以帝王的名义统治而已。“人”在这个“新”制度 里再次被淹没。而几千年来不能改变、不能使中国振作的制度又怎能在几十年里振作这个国家呢？这里的误区就在于套用西方的政治学，而不分析中国的传统结构。 政治制度，则重新恢复高度集权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模式。几千年来人间的神（国家）──而不是人──，仍然高高在上。那种“国家政权”与“社会民众”对立并 互相恐惧的现状丝毫没有改变。而60年代毛泽东却是以另一种更为荒诞的奇思怪想代替理性而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民族灾难。
其次，我们要理性地认识“民主”。真正的民主只能是规则与程序下的自由。也就是说，没有法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意。民主是每个人基于自己的利益与认 识，通过一定的规定程序，依照一定的规则，表达自己意志的社会行为。当然，这些程序与规则的产生本身，也就是民主的。而民主原则中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观 念，即当利益冲突时，应该采取妥协与对话的原则，而不是诉诸武力和对抗。
其三，理性处理社会事务、对话与妥协，也应该是我们目前解决社会事务的理性原则。中国近百年来，已经失去太多的机会：有两次是在国、共两党的对立与 对抗中失去的；一次是在北伐初步胜利之后失去的──部份共产党违背陈独秀中央的民主原则，去创建工农武装割据，以期独自获得政权，这时的国民党自恃有强大 的武装力量，根本不习惯对话与妥协，党派混战从此开始。
第二次是抗日胜利之后，如果有一方能坚持对话与妥协，中国的民主制度将由于两党制约，很可能早已实现。然而，妥协就从来未曾来到中国大地。国、共两党的历史，我们不能不记取！
为了实现全社会的妥协，即宽容，我们确立“不对立”、“不对抗”的立场。我们的口号是：“我们没有敌人！”我们与中共没有原则性的冲突，甚至在大多 数的利益上也是一致的。就执政的中共而言，如何通过改革，保证其执政党的地位，就是其利益所在。而改革本身就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的一个系统工程。绝对的 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不管是什么政党。中共一面声称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而改革的道路只有一条，即科学的道路。掺杂进任何私货，改革就不可能
成功。因此，中国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怎么可能有原则的差异？对中共而言，它需藉这条道路保住执政党的地位；我们希望由此达向民主社会──利益是何等一致！如果中共开放党禁，自己来搞多党制，那该是一项最节省的社会工程，也是中华民族的大幸。
不管是谁在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其价值都是一样的，都为中国的民主建设作出了贡献！历史会记住。（吴义龙起草）
在我们的四原则中，非暴力是最早的两个原则之一（另一个是公开）。
事实上，在这两个原则之外，还有一条原则，即，不搞群众运动。我们认为政治是政治家的政治；改变全民政治为政治家的政治，是保证社会平稳的一项基本策略。
非暴力，简单地说，首先，我们主张民主即是以对话与妥协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其次，我们主张武装力量国家化；其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不管这种暴力的借口为何。
中国是暴力事件最频繁的国家之一。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我们将以非暴力的形式去实现我们的社会理想与社会目标。这需要全民的宽容，需 要不同党派之间的对话与妥协，才能最终实现。因为，全社会的根本利益都系于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所以，我们无需采用强烈对抗的方式解决相互间的分歧，无需 采用暴力；我们只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从人类历史来提出民主社会模式。当然，任何认识都有它的局限。我们的认识也如此。但不同的认识，也不是诉诸武
力的条件。我们不以暴力复仇的方式去寻求我们遭遇的不公正。但是，我们有权要求法律、社会舆论，包括国际舆论，参与评判。我们的非暴力原则还包括：不作恐怖威胁，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不在军队中发展党员。（吴义龙起草）
关注民主党发展的朋友可以发现，从一开始筹组中国民主党之时，我们就寻求“合法”的努力。
当初根据《社团管理条例》，以“筹委会”的名义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但我们并没有将它作为民主党运作的一条原则。 原因是：在目前中国的法律系统内，还有许多法律不仅违宪，而且包括宪法的个别条例在内的一些法律，甚至本身就不合“法”。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提出了“合法”的原则。这是我们宪政民主的社会目标所决定。
关于“合法”的原则，我们有这样的说明：
（一）法律所允许的，我们坚决做；
（二）法律不反对的，我们也做；
（三）法律反对的、而其本身不“合法”的，我们合法地做；
（四）在不同的法律中，宪法、联合国宪章优先。
目前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与全国各地民主党成员，自6月份以来多次受到中共的打压、拘押、监视居住、抄家、没收电脑、通讯器材。最近又对吴义 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等四位先生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加以逮捕，对陈树庆先生则以“监视居住”的名义，秘密关押。目前我们和家属正在寻求法律的帮助。 我们也呼吁社会舆论，包括国际舆论，的关注、评判。但是我们坚持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行动准则不变。（吴义龙起草）
吴义龙生平简介
吴义龙，男，安徽桐城人， 出生于1967年5月1日，浙江大学文学硕士生研究生。1991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 1991年至1996年在大学任教并出版《新编文艺理论教程》。 1996年进入浙江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在读研究生期间组织社会问题沙龙。1998年3月酝酿筹备「杭州三联读书会」，5月成立后，每两周举办一次读书 会活动，讨论社会现实问题。主编读书会会刊《读书人》杂志。6月，他与王有才、祝正明等筹组中国民主党。6月到8月间，他们遭受了几次拘传。在王有才等被 拘禁期间，吴义龙组织各项营救活动。 从8月底开始，他先后二次前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联络成立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委会，并为成立全国筹委会做好了准备工作。1999年1月19日，浙江 大学将尚有三天便毕业的他开除学籍。2月26日，他被押回安徽贵池户口所在地，于3月14日获释。4月26日晚，他赴广州访友时被捕，4月28日开始监视 居住。单称峰代替他做一些与其它中国民主党成员的联络工作。8月17日上午10时，杭州公安局多名公安闯入他的家中，将其妻子单称峰拘捕，随后对她家大肆 查抄，抄走计算机、通讯簿及书本等，单称峰稍后获释。9月15日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吴义龙。9月27日，单称峰联同朱虞夫、毛庆祥及徐光 的妻子贾杏丽、胡晓林及黄霄航发表致最高法院院长萧扬的公开信，要求公开审理他们的丈夫。又由于杭州的律师都不敢替四人辩护，故家人吁请国内外法律界人士 伸出援助之手给予他们法律帮助。10月初，杭州检察院通知他和朱虞夫、毛庆祥及徐光的家人，要他们聘请律师。他通过他人秘密带出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创建 中国民主党的目的以及民主党「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四项准则。信中也表示，为了中国的民主，他已经做好了坐牢20年的准备。25日，法院开庭审 讯，但未判。11月9日下午，他被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11年。判决书指他与毛庆祥、朱虞夫及徐光创办一本宣传中国民主党的《在野 党》杂志，且经常利用互联网在海外中文BBS上散布中国民主党文章，利用电子邮件与海外反动组织联络。整个宣判过程仅半小时。12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驳回他们的上诉，维持原判，由看守所送往浙江省第一监狱服刑。2000年5月初，吴义龙因监狱不准他与妻子见面而绝食，随后他被送往医院。从医院出 来后，自5月13日至12月初，他都被单独关在又黑又小的「小号」禁闭室中。而狱方也从5月至12月共7个月不让他与家人见面及送东西进去。10月30 日，他的妻子单称峰联同王有才、祝正明、毛庆祥、朱虞夫及徐光的妻子致信全国人大要求人大敦促中国当局遵守两个人权公约，立即释放判刑的家人及一切政治 犯。无果，2010年9月14日刑满出狱。受到民主党同道的欢迎，受到海内外朋友的关注。
吴义龙出狱，同道们迎接。
左起：朱虞夫，毛庆祥，谭凯，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沈建明
Monday, July 9, 2012
组党大事记
- 1980年2月秦永敏等在武汉组建中国民主党筹备小组。
- 1987年王炳章领导民联部分盟员发起组党。正式公开举起“中国民主党”的旗帜。但由于“民联”内斗，民主党没有正常发展。
- 1993年《民联》《民阵》合并失败后，王若望先生发起重新组织中国民主党，一度成为海外五大组织之一。
- 1995年贵州陈西等秘密组建民主党贵州党部。
- 1998年6月25日浙江王东海、王有才、林辉公开向当局递交《关于成立中国民主党的申请》，并发布《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
- 1998年9月 1日山东谢万军、刘连军、姜福祯递交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的申请书。
- 1998年9月 10日湖北秦永敏、陈忠和、吕新华、任秋光、萧诗昌、刘飞跃、高进勤等七人共同发起，递交中国民主党湖北筹委会申请书。
- 1998年9月20日，受国内民主党人委托，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筹委会秘书处由王希哲、庄彦、傅申奇、潘国平组成。
- 1998年11月8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成立，初步确定了五十三人的联络成员名单，不仅包括当时已成立筹委会的浙江、湖北、山东、北京、贵州、河南、黑龙江、吉林、辽宁、上海、四川等十一个省市的成员，也包括当时正在筹建筹委会的安徽、重庆、福建、甘肃、河北、湖南、江西、江苏、宁夏、山西、陕西、天津等十二个省市的成员。
- 1998年11月11日中国民主党湖南省筹委会宣布成立，并於当日将注册申请书邮寄湖南省民政厅。主要成员有谢长发、刘力平、周大杰、邹佩夫、张帆。该筹委会推举仍在狱中服刑的异议人士张京生为名誉 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