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茂转自維基百科
政治體制改革
主條目：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 § 政治體制改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指出權力過分集中是中國當下官僚主義的「總病根」[78][79][80]。鄧小平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議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並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全面修憲建議[81][82]。但「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對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83]。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八二憲法》，該憲法也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部憲法，收入了許多憲政主義的內容和條款，為改革開放奠基[23][30][33][84][85]。
隨著改革開放的加速，中國社會出現了官倒、權錢交易、腐敗、特權等問題，經濟改革亦受到了原有政治體制的阻礙[33][70][71][72]。1986年上半年，鄧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並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70][84][86][87][88]。10月，趙紫陽提議的中央政改小組辦公室成立，具體負責人包括鮑彤、嚴家其、賀光輝、周杰[89]。
鄧小平的政治改革出發點是，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實行黨政分開、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義弊端、推動經濟制度進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憲政制度，他強調：「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 要搞一個增強行政效能的體制，機構要精簡。......講民主必須要和法制聯繫起來講，把法制搞起來，才能有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的行政機構應該很有效能。 」[87][90][91][92] 與此同時，其他人士還公開提出了「多黨制」、「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司法獨立」等西方憲政主義的架構[87][90]。雖然這些與鄧小平等人的中國官方改革觀點可能有所不同，但在當時比較寬鬆的政治氣氛下，並沒有受到過多的抑制與打壓[87]。
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主持了開幕式，趙紫陽作了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該報告由鮑彤負責起草，提出並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和設想，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概念[70][93][94][95]。該報告的第五部分詳細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將鄧小平1980年的「8.18講話」作為改革的指導性文件，闡述了許多符合憲政主義的內容，其中包括進一步實行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監督、完善選舉制度等[70][95]。十三大還首次實行了差額選舉，趙紫陽正式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鮑彤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不久後鮑彤又被任命為中央常委政治秘書[70][93]。198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成立[89]。
民間新思潮
參見：新啟蒙運動、第五個現代化 (魏京生)、資產階級自由化、八六學潮和80年代文化熱
中國人民要現代化，首先必須實行民主，把中國的社會制度現代化。民主並不完全像蘇聯締造者列寧編造的那樣，僅僅是社會發達的結果。它不僅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達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也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這個發達階段以及更加發達的階段中得以存在的條件。
「
」魏京生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早在1978年的撥亂反正時期，魏京生等中國知識分子便開始呼籲政治改革，並在北京市西單民主牆張貼持有不同政見的大字報[96][97][98]。此時民眾被允許宣傳政治自由和民主化的短暫時期，又被稱作「北京之春」。但爾後魏京生在1979年3月遭到逮捕[99]，西單民主牆也於同年12月時被迫封閉[100]。而1978年撥亂反正時期開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促成了全社會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由此誕生了貫穿中國大陸19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提倡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提倡人道主義和普世價值，反文革、反封建、反傳統（文化熱）[24][101][102]。1983年，中共保守派人士發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曾對「新啟蒙」產生了一定阻礙，但在胡耀邦等人的干預下，清污運動逐漸結束[103][104]。
1986年夏天，「新啟蒙」代表人物、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開始在中國各地大學展開個人訪談之旅，主要談論的內容包括自由、人權、權力分立等內容[105][106]。隨後方勵之成為當時社會大受歡迎的人物[107]，他的發言記錄也在學生間廣為流傳[108]。對此鄧小平曾警告方勵之主張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資本主義和多黨制度，將意味著損害中國的傳統價值觀、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力[108]。受到方勵之的演講、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新開啟以及世界各地爆發的群眾運動影響，學生在1986年12月發起抗議活動，反對改革開放的步伐過於緩慢。其中參與示威遊行的學生提出許多訴求，這包括有經濟自由化、民主、法治等要求[69]:56-57。雖然這次抗議最初是在合肥市附近進行，但很快地學生運動便蔓延至北京市等各大城市。對此中央領導階層感到驚慌，並開始指責抗議學生試圖煽動文革式的動亂[109]。
之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被內部指責對抗議活動的態度過於軟弱，以及因為沒有適當處理這次事件而引起社會動亂。胡耀邦遭到保守派人士大力譴責後，在1987年1月16日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但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109][110][111]。在胡耀邦辭職後，保守派在鄧小平的支持下順勢展開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左傾運動，開始打壓支持胡耀邦觀點、政治自由化和西方風格者[112][64]:685。這項運動也制止了學生運動的發展，並且使得政治環境一度封閉起來，但胡耀邦也因而獲得改革派人士、知識分子以及學生們的歡迎[66]:138[113]。然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遭到了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反對，趙紫陽認為左派利用了「反自由化運動」來反對和否定改革開放，並以此說服了鄧小平，該運動隨後於1987年中期結束[86][114][115][116]。
國際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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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事件發生的同時，東歐各國也正發生改革浪潮。戈巴契夫上台後在蘇聯實行經濟、政治各方面的改革，力推政治民主化[117][118]。自1989年2月波蘭團結工會在圓桌會議中爭取到合法地位後推動政治改革，並且成功在一場半開放的選舉中大獲全勝[119]:37[117]之後，東歐和中歐的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相繼發生民主化抗議浪潮，謀求結束本國的獨裁政體。如此背景下，崇尚西方思潮的知識份子、外國留學生和高校學生認為，「改革開放」之後政制改革過慢、獨裁制度未變，因而衍生官倒、腐敗、通脹等社會問題[120][66]:64,215，這使到學生之間開始流傳著徹底的政治改革方可改變現狀的觀點。[12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