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茂转自維基百科
事件背景
改革開放
參見：改革開放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大會通過恢復了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鄧小平正式復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1978年12月召開後，獲得最高權力的鄧小平將改革開放列為重要政策，加速國民經濟發展[63]。同時鄧小平提拔改革派成員擔任重要的黨政官員，其中中共中央秘書長胡耀邦在1980年2月被任命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分割時任黨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的權力，同年9月趙紫陽則接替華國鋒擔任總理。華國鋒在1981年下台後，胡耀邦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自此改革派進入中央最高領導層。儘管市場化的經濟政策普遍受到人民的歡迎，但對官員腐敗和裙帶關係的擔憂也不斷增長[64]:91-92,1014。
經濟危機
自1950年代以來，中國便長期透過中央制定的計劃定價機制，讓商品的價格穩定處在較低水平，但也減少了製造者增加產量的誘因。改革開放後，在經濟改革初期，中國政府採取部分產品價格固定、部分商品允許價格波動的價格雙軌制作法。但因市場上長期產品短缺而物價較高。部分人則可利用權力以低價購入產品，之後再以市場價格販售，時謂「官倒」。此外，政府的貨幣供應量增發過多且過快，造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廠無法獲得利潤；但1988年減少貨幣供應後，又使得許多金融貸款無法正常兌現[65]:1。1988年，鄧小平在北戴河會議上同意以市場經濟為基礎，讓價格體系得以恢復正常[66]:127[67]。
但價格管制將放鬆的消息傳開後，隨即引起民間恐慌，中國各地民眾大量提領現金並購買商品囤積[66]:127。不到兩週內，政府便立即撤銷價格改革的政策，但價格闖關帶來的影響明顯延續一段時間，民間社會面臨快速通貨膨脹的問題。在官方提出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報告中，指出北京市的物價於1987年至1988年期間增長30%，許多工薪階層因為無法購買大眾商品而感到恐慌。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許多無法獲益的國有企業也被迫削減成本，讓過去擁有工作保障與社會福利的鐵飯碗開始面臨生活的壓力[68]:600-601[69]:54。
社會問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出現了官倒、權錢交易、腐敗、特權、貧富分化擴大等問題[33][70][71][72]。此外，改革派領導人設想知識分子會在往後發揮主導的功用，領導國家實施更多的經濟改革政策。儘管政府陸續設立新的大學，並增加各校的招生名額[66]:82，但情況並未如計劃設想般實際發生[66]:81。一方面因國家所指導的教育體制，並未充分和市場需求不斷增長的農、輕工、服務業與外國投資等領域結合[66]:84；另一方面因專精於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學生，則必須進入有限的就業市場[66]:82。新開設的私立企業並不接受國家分配畢業生，然而高收入的工作則由具裙帶關係者取得[66]:89。其中條件優厚的工作崗位都被取得後，剩下的職位往往是績效較差的部門，掌握實質權力者則在該領域並無專長[68]:600-601。
面對慘淡的就業市場和有限的出國機會，知識分子與學生們認為憑藉處理政治問題，從而能使以上問題得到解決。這讓北京市各個大學的校園中出現了以研究政治為主的小規模「民主沙龍」社團[73][66]:137，這些組織逐漸激發了學生參與政治的興趣[66]:127。受到中國的經濟社會逐漸朝向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名義上仍保留的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上也面臨信任危機[69]:57。對於民營企業的審核制度，則讓許多不良的商人能以寬鬆的法律優勢致富，甚至常在過去強調「沒有窮人」的社會中炫耀擁有的財富[68]:600-601[74]。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引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也普遍對於國家的未來感到幻滅[75]。
派系鬥爭
參見：中共八大元老
保守派的中共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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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人們希望中國政府能做出其他改變的作為時，結果政府部門遲遲沒有進一步的動作[69]:57。在改革開放的政策制定和實施後，面對伴隨而來浮現的種種問題，領導高層之間在處理辦法上出現分歧。但儘管內部因為意識形態而浮現派系衝突，雙方人馬都需要獲得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支持，才能實施各項重要決策[14]。
以胡耀邦、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主張進一步實施政治自由化的方針。藉由設立允許多種想法的渠道，讓民眾能夠表達不滿，並進一步支持改革。改革派成員還包括：胡啟立、萬里、彭沖、習仲勛、田紀雲、鮑彤、閻明復、李銳等[76][77]。
另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陳雲、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為首的激進反改革派，則認為改革開放已經施行過多政策。因而認為重新加強控制以確保社會穩定，並與中國官方書面的社會主義主張一致。保守派成員還包括：王震、李鵬、薄一波、姚依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