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茂转自維基百科
胡耀邦逝世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因心臟病發作住進北京醫院[122]。4月15日，於北京逝世，隨後引起學生強烈迴響與悼念，並成為群眾聚集的最初動力[123][124]。大學校園裡陸續出現許多歌頌胡耀邦的宣傳海報，呼籲政府重新審視胡耀邦的觀點[125]。幾天過後，大多數海報開始提到更加廣泛的政治問題，包括有新聞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員貪污問題等[66]:147。4月15日以後，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眾也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自發組織小規模集會。同一天，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也在校園內設立胡耀邦的靈堂，北京當地學生陸陸續續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4月16日，位於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學生也開始組織類似的小規模學生聚會[126]。
在部分大學生主導下，原本單純悼念的活動轉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貨膨脹、處理失業問題、解決官員貪腐、政府問責、新聞自由、民主政治與結社自由等[123][127][128]。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為了紀念胡耀邦而製作了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眾集結在天安門廣場上[66]:148。下午5時，500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共同抵達靠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門，表達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後來自不同背景的演講者舉辦公開演說，內容包括有紀念胡耀邦、討論社會問題等。由於被視為將阻礙人民大會堂的運作，因此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眾的聚會，並試圖說服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學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學校學生的遊行活動，很快地近千名來自清華大學的大學學生也參加遊行[126]。兩隊學生抵達天安門廣場後，很快就與先前聚集在廣場上的群眾會合。隨著活動規模的增大，聚會活動逐漸演變成為示威抗議，學生們開始起草並向政府提出七項要求：
4月18日上午，王丹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政府接受七項要求。一些群眾聚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吟唱愛國歌曲，另外學生也在天安門廣場上主辦演講活動[131]。此時王丹和另一名學生郭海峰進入人民大會堂，與全國人大信訪局的局長會面。王丹和郭海峰向信訪局局長提交七項要求。信訪局長表示會向上級部門提交七項要求，但希望學生不要靜坐，回到學校。王丹和郭海峰表示未能確認轉交前不會停止靜坐回到學校。王丹和郭海峰迴到人民大會堂外靜坐後，又第二次進入人民大會堂，要求一定要人大常委級別以上的負責人出面接受七項要求，才會停止靜坐。信訪局長表示會向上級反映[132]。之後北大研究所會主席李進進向靜坐學生表示，他會代表學生進入人民大會堂遞交請願書，但如果人大代表接受了請願書，學生應該離開。學生們同意了李進進的呼籲。於是李進進進入人民大會堂交涉。下午六點，人大代表宋世雄、劉延東站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與靜坐的學生打了個照面。[133]
新華門事件
4月18日上午，在學生留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同時，數千名學生則聚集在中國領導人居住的中南海入口新華門處，要求領導高層和學生之間展開對話[134]。警方隨即限制學生進入中南海內部，學生則決定原地靜坐示威以表達不滿。當天晚上，新華門前聚集了北大、人大、北師大、政法大學等校二三千名學生，圍觀群眾六七千人。學生「會聚新華門是因為至今政府沒有一個人出來表態」。學生多次齊聲高呼「李鵬出來！」的口號，並六次試圖衝開警戒防線而未成功[135][136][137]。4月20日凌晨時分，大批警察和多輛大巴到場圍著在新華門前靜坐的學生，警察將學生拖上大巴。在這過程中學生和警察發生衝突。有學生被打傷[138][139][140][141]。新華社援引北京市公安局消息指有4名警察被擲來的磚塊、瓶子打傷[136]。許多學生認為他們遭到警方虐待，有關警察採取暴力驅離的傳聞也迅速蔓延開來[142]。
新華門事件激怒了許多校園裡的學生，許多過去沒有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的學生也因為這次事件，而決定加入抗議活動[66]:149。在這段期間，一群自稱「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到處發布兩份具挑戰中央領導集團統治的傳單[143]。
《世界經濟導報》事件
4月19日，立場靠近改革派的報紙《世界經濟導報》決定出版紀念胡耀邦的專題報導。其中一篇由嚴家其所撰寫的文章中，便對北京市學生發起的抗議活動給予正面評價，並且呼籲重新審視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臺的作為[144]。不過在得知中央政府的立場漸趨保守後，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要求《世界經濟導報》刪除相關的長篇敏感報導內容，雙方爭論不下。直至報紙出廠時間過後總編輯欽本立才勉強同意刪除相關內容，但此時報紙已經出版了，當局只能攔住通過郵局傳遞的《導報》，對於內部直送和街頭販賣的《導報》則無能為力[145][144]。最後江澤民馬上解除欽本立的職務[146]，其果斷的行動贏得保守派的正面評價[147]。但這同一時間引起新聞工作者的反彈，任職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婦女報》和《中國日報》等中央媒體的新聞工作者發出聯名信，公開譴責江澤民的決定，並且對欽本立和《導報》表達了敬意[145]。此事後來成為新聞改革的主要原因，也使新聞工作者們加入到這場運動。[145]
學運組成
.jpg)
主張持續與學生進行溝通的趙紫陽（左）和主張對示威活動保持強硬態度的李鵬（右）
由於胡耀邦曾經出任中共重要領導職務，中央決定為其舉行國葬，儀式最後決定在4月22日舉行，北京市人民政府下達命令封閉廣場以舉辦葬禮。約有十萬名學生則在前一天晚上無視命令，遊行進駐至天安門廣場[148]。此時各高校的學生組成了「學生行動臨時委員會」，該委員會向當局提出七項要求，並且提到另外與胡耀邦有關的三點要求，分別是要讓廣場上的學生瞻仰胡耀邦的遺體；讓廣場上的學生代表進入人民大會堂參加胡耀邦追悼會；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讓他的靈柩在天安門廣場繞一圈，讓在場的數萬名學生為他最後送行。不過中國官方治喪委員會拒絕了學生代表的所有要求，只答應向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同步播放胡耀邦追悼會的現況。當局還要求在廣場的學生向東移動，騰出廣場西邊的場地，以便讓追悼會參加者的車輛能夠通過，學生們接受了當局的要求。在4月22日當天早上10點，包括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內的領導高層皆前往人民大會堂內部參加典禮，並由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發表悼念詞，國家主席楊尚昆主持儀式。儘管整個國葬過程向學生直接播出，然而由於紀念活動只持續了40分鐘便宣告結束，學生們到11點也沒有看到胡耀邦的靈車，這使得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情緒更為高漲。這時學生們開始越過天安門廣場西邊的路，涌到人民大會堂前靜坐。他們向官方提出了3點要求，分別是繼續要求胡耀邦的靈車繞著天安門開過；與總理李鵬會面；希望官方媒體能夠公開報道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對胡耀邦的悼念活動。但官方還是沒有接受學生們的要求，也沒有派官員與學生見面[14][149][66]:152-153[150]。雖然保安人員封鎖了人民大會堂的東大門，但仍有數名學生共同突破封鎖線。隨後有三名學生（北京大學的郭海峰、張志勇，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跪在人民大會堂的階梯上，表示要提交請願書，並要求獲得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接見[151][66]:153。然而三名學生跪了40多分鐘，沒有任何領導人自人民大會堂出現，這使得絕大部分學生感到失望與不滿。學生行動臨時委員會決定撤離天安門廣場，但準備罷課抗議。4月22日下午1點30左右，學生們開始撤離天安門廣場。他們經過新華門時，高呼「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151][66]:153[152]
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間，學生們開始籌劃成立真正的活動組織[126]。而在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龍開會，學生們決定不承認官方的北京大學學生會並且自己組織學生會，名字暫定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由丁小平、王丹、楊濤、封從德等七名學生領導[153]。在4月23日，另一個學生組織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宣告成立，並選舉當時就讀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擔任主席，而北京大學學生王丹、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吾爾開希·多萊特（以下簡稱「吾爾開希」）也被推舉為各自學校的學生代表。但後來實際主持工作的是社科院研究生王超華、北大研究生封從德（第三任主席）和北大學生楊濤（第四任主席）。隨後高自聯呼籲北京市的所有大專院校全面並無限期的罷課，以表抗議訴求[154]。然而這樣一個獨立於管轄範圍外的組織成立，挑戰了中國政府對學生的管理地位[66]:154。另外一方面，位於湘潭市的湘潭大學學生也發起抗議行動，並且獲得許多學校教授支持。同時武漢市當地的大學學生也組織起來，共同抗議湖北省人民政府[155]。
然而在4月22日黃昏，長沙市和西安市爆發了嚴重事故。其中包括在西安市有人縱火焚燒車輛、房子，並且搶劫靠近西華門的商店[156][157]；而在長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人搶劫，最後這兩個城市共有超過350人遭到了逮捕[158]。隨著國家局勢變得更加動盪，趙紫陽立即與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多次會議。對此趙紫陽強調要求學生停止進一步的抗議活動，而各自回到大學就讀；他亦要求動用所有必要措施來解決動亂行為，而不同級別的政府應該與學生進行開放式對話[12]。李鵬則要求趙紫陽譴責示威群眾，並認為應該要採取更加積極的防治措施，不過趙紫陽最後駁回了李鵬的看法。儘管領導高層就回應學生運動的方式意見分歧，而與趙紫陽關係密切的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等人也建議趙紫陽繼續留在北京市密切關注事態發展[126]，但趙紫陽仍然依照原計劃，應朝鮮勞動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金日成的邀請，於4月23日飛往北韓進行國事訪問[159]。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學全面罷課，上海、天津、長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紛紛響應[160]。4月25日，北京43所高校約6萬餘名學生繼續罷課。高自聯向政府提出三項要求，要求政府答應才會複課。這三項要求是：1、與國務院有代表性的官員對話；2、政府對新華門事件公開道歉和懲罰兇手；3、國內傳媒如實報導學生運動[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