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茂转自維基百科
四二六社論
主條目：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趙紫陽前往北韓訪問後，便由留在北京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總理李鵬代理領導黨政機關。4月24日，李鵬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以及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會面，希望能了解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對此北京市官員想盡快解決危機，並認定抗議活動是一場陰謀，旨在推翻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以及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主要領導人。在趙紫陽缺席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認為必須立刻向示威群眾採取態度堅決的行動[159]。4月25日上午，楊尚昆和李鵬前往鄧小平的住處會見鄧小平，鄧小平同意政府採取強硬立場。鄧小平還表示應該藉由大眾媒體適當地發布「警告」，藉此抑制因為不斷傳播而擴大的示威活動[68]:603-606。
這次會議成為中國高層首次對抗議活動的正式評估，而重要問題的決定仍然以鄧小平的意見為準。李鵬隨後依照鄧小平的意見下令起草一份公報，並向中國共產黨各個機構和高階官員要求應該設法對付示威群眾[162]。4月26日時，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四二六社論），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陰謀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政治制度[163][164][165]。然而這項聲明激怒了學生，認為這是中國官方故意要對付抗議活動。最後社論並沒有令學生放棄示威活動，反而促成更多學生願意團結，並共同表態支持學生活動[68]:603-606[66]:155。社論發佈的當天晚上，長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長沙、合肥等城市發生規模不等的遊行示威，抗議四二六社論。[166]
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下[167][168]，約二十多萬名來自北京市各大學的學生在4月27日集結遊行，抗議《四二六社論》[1]:8，經由街道前往天安門廣場[169]。學生團體成功通過警方設立的封鎖線，並沿途受到以工廠工人團體為首的市民廣泛支持[14]。組織活動的學生領袖希望藉由這次遊行展現其愛國性質，特意淡化反對共產主義的口號；其中遊行學生主要強調「反官僚、反貪腐、反任人唯親」這一問題，不過學生仍強調會繼續「擁護（中國）共產黨」[66]:155。這次示威遊行迫使中國政府做出讓步，同意與學生代表會面。4月29日，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袁木會見由政府批准的學生社團代表[170]。儘管會談中討論了包括報刊編輯、新華門事件、民主自由等廣泛議題，並獲得一些實質成果，然而包括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則表態拒絕出席[171][172][66]:157。
五四對話
...... 穩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們的民主走上一條更有秩序，法制化的正道。穩定、漸進、理智、秩序、法制，是建設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學的要求 ......趙紫陽（1989年5月4日）[173]
4月30日，趙紫陽從朝鮮平壤返國並重新掌握權力。然而隨著外界要求中國政府對學生示威活動的態度更為軟化後，內部相關的討論衝突反而更為加劇。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主張繼續與學生展開對話；以李鵬為首的強硬派，則主張應該強硬地反對抗議活動繼續進行。在5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上，趙紫陽和李鵬再度針對這一議題有所衝突。當中趙紫陽認為先前強硬派的作法已經證明並無實際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別允許這次活動才是唯一的選擇[66]:156。
對於李鵬認為國家的穩定發展應該優先於任何事項，趙紫陽則反駁說中國官方應表態支持擴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後在趙紫陽強力推行下，政府決定展開進一步的對話[68]:608。趙紫陽隨後開放新聞媒體積極報導抗議活動的發展，並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間發表了兩次同情示威群眾的演講[174]。趙紫陽發言中提到學生關切政府官員貪腐的問題是正當的，同時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應該被視為一種愛國表現[175][68]:608。在5月4日當天，有超過100萬名學生[1]:8在北京街頭遊行以紀念五四運動[176]，同時再度重申先前示威遊行所提出的要求[177]。新聞媒體工作者首次參與遊行，這些大部分來自央媒的記者編輯，打著「首都新聞工作者」等橫幅，喊出「新聞要說真話」，是當日最震撼的口號，《人民日報》記者的遊行隊伍，記者們騎著單車前往廣場，還舉著一些標語牌，上寫著「人民日報、屬於人民」「一人拍板、集體負責、全民遭殃」等字句。[178]當天，高自聯宣佈《新五四宣言》，呼籲推廣民主政體。上海、南京和廣州等地學生也遊行上街，呼籲政府與學生對話[179]。而趙紫陽的發言實際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內容[180]，這讓很多大學生都滿意政府所做的讓步。5月4日結束時，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學皆宣布罷課行動結束，隨後大部分學生也逐漸失去參與抗議活動的興趣，新聞自由獲得口頭保障，多數人主張以對話漸進推動民主[66]: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