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春峰转自美国之音
一位为了寻找儿子在北京打工而不幸成为无症状感染者的山东人，在疫情流调中被意外发现生活轨迹复杂艰辛，工作时间紊乱，而且经常被迫在凌晨上班，因此被网民称为“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而他在寻子过程中遭山东警方推诿卸责的遭遇也在中国社媒上引起网民的愤怒与对他的同情。
在北京市政府星期三（1月19日）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朝阳区副区长杨蓓蓓公布了该区星期二新增的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基本情况。此人居住在朝阳区平房乡石各庄村，主要从事装修材料搬运工作。
但是此人近期行程轨迹发布之后，却引起舆论的哗然。因为自今年元旦至1月18日，他的工作地点复杂多变，跨越北京多区，涉及20多个不同的地点和工地，而且还经常在凌晨工作。频繁的奔波与工作时间的异常，彰显出中国社会底层打工人的艰辛与不易。他的行程轨迹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中国网民的广泛关注，他也因此被称为“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
根据中国官媒新闻周刊星期三的报道，该男子姓岳，现年44岁，来自山东省威海市。他原来在山东威海捕鱼船上当船员，但2020年8月他时年19岁的大儿子岳跃仝失踪，由于当地警方不愿及时立案，他只好只身踏上寻子之旅。
这位岳姓男子对媒体说，因为他儿子曾在北京做过帮厨，因此他就来北京寻子。而在抵达北京前，他已经去过山东、河南、河北、天津多地，目前妻子和小儿子都留在山东威海，家中还有生活无法自理的父母，一家六口都靠他赚钱糊口。
“到了地方，我就在银行的ATM机睡。天气热，蚊子又多。没有钱，我就在当地打工。赚够钱了，就去其他城市，”岳姓男子说。
谈到在北京的打工经历时，岳姓男子说，由于北京市区白天限制工程车辆通行，因此他只好在凌晨出门，去工地做搬运水泥和沙石等体力工作，通常搬运完水泥和沙石等建筑材料天也就亮了。
岳姓男子说，在北京打工，上一天班可以挣两三百元人民币（约合31.53至47.29美元），而他每天能睡四五个小时。
“我不认为我可怜，我就是想把我的工作做好，不偷不抢，靠自己力气，靠自己双手，赚点钱，找到我的儿子，”岳姓男子说。
根据岳姓男子的介绍，他的大儿子岳跃仝2020年8月失踪时是在山东荣成市一家食品厂工作。当天感觉身体不舒服要回家，结果在汽车站走失了。岳姓男子随即去当地派出所报警，希望警方通过他儿子的手机定位或调当地的监控找人。结果警方以他儿子是成年人为由不肯通过手机为他定位，而过了两三天，他儿子手机没电关机了，此时想定位也定不了了。至于调监控查看，警方又说监控只管车，不管人，也不肯调。警方在事情过去三个月才同意立案。
岳姓男子曾经去管辖荣成市的威海市公安局上访，但威海市公安局却把案子退回给荣成市公安局。为了找儿子，他去过山东省公安厅，后来又去了北京。
“我认为，在我儿子刚走失的那几天里，要是给定位的话，就找到了。当时，我老婆在派出所门口哭了两天，他们置之不理，所长说话还很难听，”岳姓男子说。
根据北京市通报的流调轨迹，岳姓男子1月17日去北京陶然亭的邮政局寄信，随后又去做了核酸检测。他说，他那天寄的是上访信。
1月18日上午，岳姓男子前往北京南站，已经坐上开往山东威海的1085次列车，因为接到疾控中心通报其核酸检测结果疑似阳性，因此又赶快下车，并于中午由救护车送往北京佑安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