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女性的指控一度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热议。中国一家大型物流
公司的三名员工说，怀孕后，老板不是让她们走人就是给她们
减薪。
在一个案例中，中铁物流没有派代表参加仲裁程序。该公司随后走
上法庭，对这名女性获得的赔偿提出质疑。但随着媒体关注的加大，加之金额实在太小——不到5000美元，遂放弃。
“可能觉得金额小吧，不折腾这事儿了，”该公司的律师对一家官方
中国领导人正在鼓励女性每样都不要落下：事业和更多的孩子。而
实际上，中国女性正在对雇主提起诉讼和寻求仲裁，她们称雇主
无视让母亲留在工作场所的法律。
中国有禁止性别歧视和怀孕歧视的法律，还有确保98天带薪产假的
生育政策，但执行力度不够。因不公正的对待而寻求法律救济的
女性往往只能得到微薄的补偿。她们担心一旦发生冲突，不管是怎
样的冲突，都会毁掉她们再找其他工作的机会。而且，她们也害怕
公开发声会遭到报复。
以中铁物流为例，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经营着5000个仓库。那
三名女性表示，她们失去工作时，不是在怀孕就是在哺乳。她们把
自己的案子变成了一场罕见的协同行动，在法庭文件中，用的是
她们的名字缩写和姓。现在她们都不愿意谈论这起案件。
但是李晓萍这样的女性想要说出来。她称，在透露自己怀孕后，她
被一家电子公司解雇了。“女人就应该回到传统的妻子角色，生完
孩子就被社会拒之门外吗？”她说。
33岁的李晓萍说，她的前雇主青岛麒麟电子向她索赔131652元，
相当于她52个月的工资。该公司称，索赔是因为她给公司造成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她表示，是公司不许她进厂上班。
李晓萍在仲裁中胜诉，但在公司上诉时败诉。她正在对抗这一指控
，以及另一场法律纠纷：该公司起诉了李晓萍、她的丈夫、一名
中国记者和一家报纸，要求获得约700万人民币的损害
赔偿.
麒麟电子的总经理李伟反驳了李晓萍的说法，称其“完全与事实
不符
”。“在过去三年里，公司有11名女员工生了孩子，”李伟说。“这就
是我们善待女员工最好的证据。”
在中国，职场母亲的日子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面对人口老龄化，政府已经废除了独生子女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延长了产假或考虑减税，以鼓励妇女生二胎。
但专家认为，中国的做法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人口减少，它需要更多的孩子，并表示
希望女性工作，但没有为职业母亲提供多少激励措施。自1990年代
以来，女性在劳动力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男女工资差距也在扩大
。
中国和美国一样，不补贴产假。企业往往将产假与收入损失等同
起来：当母亲休假时，他们什么也得不到。母亲们提起的法律诉讼
表明，地方当局没有调查有关偏见或解雇的报道，尽管国家本身
似乎也在重新考虑某些工作场所的标准。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一个名为“平等就业权”的案由，允许
女性报告性别偏见。一小部分孕妇正利用这一点提出索赔。
“有法律，但没有执行，”为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
研究孕期偏见的王亚秋说。“如果你去劳动仲裁，看看委员会的
组成吧：一个是公司的代表，一个是工会的代表，第三个是政府的
代表
。”
歧视通常是从求职开始的。
在中国，雇主询问女性的婚姻状况或生育计划是违法的，但许多
公司仍然这样做。一些公司甚至强迫新员工签署怀孕协议。刘洋这
样的女性，正在重新思考，早些时候遭到降职是否公平。
42岁的刘洋在济南倍舒特公司工作了八年，销售卫生巾和孕妇
用品。她说，2014年生第一个孩子时，她是副经理，回来后遭到
降职。月薪从1120美元降到了980美元。
刘洋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歧视。
“我也就忍了，”她说。“公司对我们不公平。当时不太懂法律。”
她说，其他孕妇也遭到降职，还有一位被解雇。当她再次怀孕时，
倍舒特将她的工资削减到630美元，她说。她没有得到产假工资。
她回来不到一周就被解雇了，公司的理由是对她的工作不满意。
“我感到很无助也很委屈，”刘洋说。目前她和丈夫要抚养两个
孩子，还要供养两位祖父母。
她寻求仲裁，要求得到10.5万美元的未付工资、加班费和赔偿金。
她获得了2.5万美元。她正在提起上诉。丈夫王广辉和她一样，
决心让公司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
“社会有法律和规则，他们不能那样欺负我们，”王广辉说。
倍舒特不愿回应有关此案的问题。记者发给该公司的电子邮件没有
回复。法务部的一名代表在简短的电话采访中说，公司没有解雇
刘洋。他拒绝透露详情，只表明姓彭。
在2017年涉及中铁物流的案件中，一名客户服务经理表示，她在生
完孩子后被降薪。在法庭文件中，她用了Y.W. Wu的名字，主张
5600美元的赔偿。由于公司未派人参加仲裁，她在对方缺席状况
下获胜。中铁物流在法庭上提起上诉，称经济损失和重组是她被降
薪的原因。这家拥有5万名员工的公司未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这三名女性总共获得了约1.7万美元的赔偿。他们的律师黄沙表示
，如此少的赔偿金几乎不会激励企业遵守法律。
“女性权利不能只是宣传，”他说。“政府想要保护企业但是又想
鼓励女性生育之间，这是有矛盾的。”
现年41岁的学校保安范惠玲（音）发现自己第二次怀孕时非常
兴奋。但当她遵医嘱，向雇主珠海英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请几天
假时，却被告知不要再回来了。她的东西被堆成一堆，放在学校
外面。
她惊慌失措。“没有了这份工作，”她说，“我没有了生活的保障。”
范惠玲在网上寻求建议，并走访了一个又一个政府机构寻求帮助。
她最终申请了仲裁。第二天，医生告诉她，她流产了。她以新的
“平等就业权”的案由提起诉讼。
在简短的电话采访中，珠海英利的一名经理反驳了范惠玲的指控，
称公司还有其他怀孕的员工。“我们不想再对此事发表评论了，”
该经理说，她拒绝透露全名。
10月，法院判范惠玲胜诉，要求该公司向她支付2000美元——相当
于四个月的工资，并正式道歉。
对于所有为怀孕歧视寻求帮助的女性而言，也有人在工作岗位上
保持沉默。她们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经历，并继续寻找遵守法律的
雇主。
当李容花生完孩子后回到苏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在线零售商
苏宁的旗下企业，她说自己因每天两次离开办公桌挤奶而受到
批评。在一次会议上，高管们以她为例，说明未经允许就离开岗位
的坏员工。李荣花说，人力资源主管后来告诉她，她应该辞职。
该公司没有回复记者的电子邮件和电话。
现年36岁的李容花后来在一家小型金融租赁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但她说，在求职面试中，她经常被问到是否打算生育二胎。
“胳膊拧不过大腿，”她说。“后来也是慢慢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