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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政治犯在上海的悲惨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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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华人 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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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68年，今年57岁了，1986年9月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亲身经历了八九上海大学生民主运动，六四之后，我与上海的其他一些政治犯，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是上海关押死刑犯的），第二年，因为美国政府与人民的营救，我被“教育释放”，解除“收容审查”。
郑念女士的《生死在上海》提起了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对政治犯的重罚，包括对女犯人关押紧闭间、长期上戒具。
按照中国的法律，在看守所关押的人员不能算是罪犯，可以享受基本的人权。我碰到了一些在北京关押的释放大学生。他们得到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对待，甚至在国庆40周年的时候还允许开车去参观游览。但是我在上海就很悲惨了，因为当时上海市的公安局长李晓航是一个虐待狂，他亲自制定了惩罚反革命分子的方案。
我本人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的时候，睡着地板，晚上头顶上开着大光灯，房间非常拥挤，冬天的时候，外面就是下雪，狱警还逼着我们洗冷水浴，有一次我因为受冷发高烧，还是被迫洗冷水，导致牙痛不止，最后掉了牙。我们每天就是面对着墙壁，盘着腿坐着，那些狱警无缘无故的就用电警棍戳我，甚至羞辱我，说：反革命分子就应该受到电击治疗。革命小说《红岩》里面写着蒋介石的监狱还有每天放风，我一年一共才享受一次。我出来以后，特地找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驻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的负责人夏某某，提出抗议！
李晓航甚至安排了一些扒窃犯进入监房，他们的任务就是挑衅和殴打政治犯，如果你还手，狱警马上上戒具，送入潮湿恶臭的紧闭间七天七夜，在里面大小便拉在身上，身体不能移动，感觉生不如死。
关在第一看守所的有五个上海工人领袖：马志强、陈金良、李毅、杨健、崔亚平，他们曾经积极地支持民主运动，在外面之前他们根本不认识。李晓航把那五个互相不想干的人搞成一个反革命组织的同案犯。在第一看守所，那五个人受到的是非人的待遇，上了镣铐，长期放入紧闭间，我常常半夜听见他们的惨叫。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李洪波释放以后，他告诉我：他在徐汇区看守所里，李晓航安排犯人对他折磨，每天晚上都不能睡觉。另外一个上海交通大学大学生李典元，起初关在南市区看守所里，李晓航指使刑事犯强迫李典元在监房里面转圈，一停下来就进行殴打。复旦大学大学生姚勇战（张才）被李晓航关在第一看守所的3楼一间密闭小房间，进行精神折磨。看守所是不允许探监和写信，每个月上海的家人可以买一些生活日用品通过小卖部送进来，外地的人员可以开一个“大账。”
除了李晓航和那些看守所的警察，其他警察还是比较善良的，审讯我的承办员上海市公安局预审处的谢竹屏警官（另外还有崔警官、汪警官）一直同情我，甚至暗中给我带家书、食物，后来谢竹屏被李晓航降级到虹口区公安分局。
在1990年6月，我与30多位上海的大学生被释放了，付了伙食费（以前，死刑犯家属还要付子弹费），回到家才知道：其他的非大学生的政治犯还在里面，另外，李晓航以“破坏交通、扰乱秩序、流氓活动、寻衅滋事”等等罪名，把大量的政治犯送去劳改农场或者监狱。比如上海民主运动领袖姚凯文，就是被李晓航送去劳动教养，根本没有经过法院审理。李晓航还叫流氓们在公共场合把女性政治犯的衣服拉破，以“流氓罪”（现在已经从《刑法》废止）抓去劳动教养。
孙宝强的《上海女囚》记载了当时她所知道有几千个上海政治犯被各种各样的罪名囚禁、判刑、劳动教养、收容审查、枪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