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健转自中国经济网
在天津市西青区门道口村村民的记忆里，自2012年起，贿选、占地、强拆等乱象便在这个不起眼的村庄里层出叠现。从此，村庄的安宁不再。
村干部的“价格”
门道口村离天津市政府仅7公里左右，是个典型的“城中村”。按照每届3年任期，门道口本届村委班子将在2015年年初临界选举。不过，关于这一届村委会班子选举的争议，从选举开始到现在至少已经持续了两年。
两年前的那场选举，因为“动静”闹得太大，让很多村民至今记忆犹新。村民告诉记者，因镇政府认为门道口村情况复杂，在推迟了6个月之后的2013年1月19日，门道口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才终于进入投票程序。投票过程也是怪事连连。投票日当天，有上百名不速之客堵住了万绿花园(门道口村住宅小区)的进出口，言称只有答应他们的条件，这里的村民才能正常出入。
这上百人的条件就是必须在选票上填写潘富星、张松文、李文泉三人。在一份有27名门道口村民签名并按手印的联名举报信中，大家反映，他们三人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要求村民必须填写他们。只要填选，投票选民就可以领到1万～3万元不等的钱款;否则，以后就别想在本村混下去。
据多位村民回忆，在投票当天，还曾有多名外村闲散人员进入选举会场，监视和恐吓选民。其间，因他们扰乱现场秩序，在村民报警后，非门道口村民被警方清理出会场，但此后仍有不明身份的人企图冲击会场。
那次同时参加村主任竞选的还有张文龙，参加村委会委员竞选的有张永成和史云来。张永成对记者说：“我们三人参选都没花钱，张文龙获得了600多票，潘富星获得了700多票，我获得了640多票，而选上的委员也有花钱拉票的，也不过得了700多票，有不少拿了钱的村民也没有选他们。如果他们三人不花钱，按正常竞选，他们很可能上不去。”
据知情人统计，在此次换届选举中，选民为1348人，以投选潘富星等人连任为条件，实际发放钱款的人数约为1150人，涉及金额约1600万元。
在潘富星当选村主任两年后，不少村民还在告他的状。有村民给记者拿出了潘富星等人贿选时安排的亲信进入村民家里送贿款、做工作的录像资料作为证据，并有数十位村民签名按手印证明贿选事实的存在。这些资料，村民们都上交给了西青区纪委和天津市纪委。
村民反映，潘富星及其兄弟一方面拿出巨款给村民贿选，另一方面对公开反对他连任的村民打击报复，施以毒打甚至动刀子。公开反对潘富星连任的村民张长河就在一天傍晚被不明身份的蒙面人在腹部猛捅数刀，险些丧命。此案至今未破，致使村民人心惶惶。
“老百姓告状太难了，谁为老百姓出气啊?谁管老百姓死活啊?”张永成对记者连发感慨。
门道口村民对贿选事件持续举报一年多后，终于引起官方重视，西青区纪委在2014年春季开始介入调查;而调查结果，则被告知是“不能证实潘富星等人存在拉票贿选行为”。
在被问及是如何调查时，西青区纪委信访室副主任潘永政回答说，他们随机抽查了四五十名门道口村民，除少数几位村民承认收到贿选钱款外，大部分村民表示不存在“贿选”。
“我们有数十位实名举报人，西青区纪委为什么不一一找我们调查核实呢?”几位手里拿着一沓子关于贿选证言证词的村民，百思不得其解。
“既然他们说不存在贿选，那为什么不反过来查处我们诬告呢?”门道口村有些村民愤懑地说。
记者从村民向纪委提交的录音、录像等举报证据资料中看到，在村民家里有堆积成摞的现金和表格以及录音谈话内容，大都锁定了贿选的事实。
有多位村民证实，在西青区纪委前去门道口村调查的时候，部分被叫去询问的村民曾因此受到村干部的警告。
“潘富星1年的工资加奖金收入合计不到20万元，3年也就大约50万元，他居然能拿出1000多万元竞选，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一位年轻的村民带着质疑的口气跟记者说。
最近，有媒体评论认为“千万元买村主任”花的可不是冤枉钱。中国社科院村治研究专家李成博士认为“贿选村干部”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顽疾”。自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以来，村委会干部选举中的贿选问题就一直存在，尤其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近年来，村干部贿选事件接连发生，由此带来的农村治理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而比贿选更严重的，是贿选背后代表的利益争夺。一些候选人之所以不惜花费重金，看中的往往就是村干部手中掌握的资源和利益。
野蛮的强拆
参与2013年1月19日村主任竞选的张文龙没想到，自己不但竞选失败，而且噩梦也接踵而来。
2014年7月24日零点20分，在急促的踹门声后，睡眼惺忪的张文龙被闯入者用刀抵住了脖子。此后，四五名不速之客将赤裸的张文龙拖到门外。
在事发当时的监控录像中，记者看到自零点4分后，挖掘机及数十位年轻人陆续进场;在去张文龙家的必经之地，在门道口村“还迁”工地门卫室的摄像头下，负责现场指挥的正是门道口村村委会副主任张松文和村主任潘富星之弟潘富刚。
4个月后，40余人嘈杂的威逼声仍在张文龙耳边回响。但真正刺痛他记忆的，却是挖掘机开动的轰隆声以及身后房屋倒塌的震动。
在房屋遭遇强拆后，张文龙听闻潘富星在村中放话：“谁影响到我的利益我就办谁，我拆了你的房子怎样，有辙你想去，我就不信你能告倒我。”
张文龙报警了，大寺派出所传讯了几个当时在现场参加强拆的人，据说也做了询问笔录。可是几个月过去了，此事却再无下文。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1月21日傍晚，张文龙家已经被推倒的房子的废墟上，又被人放了一把火，已经砸毁的家具又被彻底焚烧殆尽。两天之后，在废墟现场，记者看到只剩几根烧焦的房梁散落在砖石堆里。
强拆张文龙家房子的是什么人呢?又是谁放的火?谁是背后主谋?为什么要这样做?带着这一系列问题，11月26日和27日，记者先后来到大寺派出所和西青区公安分局进行采访。但记者的采访要求均被推诿。西青分局新闻科负责人表示跟局长汇报后会与记者联系，但此后再无回信。
截至12月中旬，距7月24日遭强拆已近5个月，关于张文龙房屋被强拆的调查，警方仍未告之结果。
张文龙这样解释他的房屋被拆的原因：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涉及村民自身重大利益的事项，应依法召开村民大会讨论。可是，关于门道口村拆迁这样的重大事项，村委会居然未召开村民大会讨论，就在2011年6月25日，向大家下发了拆迁协议。张文龙认为这项决定违法。另外，拆迁的补偿标准也极不透明。因此，他拒绝在拆迁协议上签字。
其他村民的陈述，也印证了张文龙的说法。因为补偿标准不一，而且不透明，拆迁到了后来一片混乱，已经拆迁了300多户之后，还有上百户人家不同意拆迁，因为他们听说现任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分别给自己偷偷多分了一套房子。在部分村民提高补偿标准的要求被答应后，最后还剩下11户人家依然坚持不签署拆迁协议，其中就包括张文龙。
有村民告诉记者，门道口村的拆迁安置方式是拿地换楼。后来，村委会说因为耽误了开发商工期，要把该村250亩地送给开发商作为补偿。虽然遭到村民们的强烈反对，但是，最终村主任潘富星还是促成了此事。几位村民说：“原来规定全村500多户在一个月之内拆迁完毕，把地交给开发商，这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到现在都3年多过去了，还没拆完呢。而以这个理由补给开发商250亩地，根本没道理。”村民告诉记者，这250亩土地的价值不下10亿元，居然被村委会“大方”地送给了开发商。
有媒体认为，在全国各大城市，“城中村”改造历来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难点。许多开发商认为只要和土地所在的村干部搞好关系，就能大发横财。所以，他们愿意赞助跟自己亲近的有希望上位的村民去竞选。竞选成功后的村干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开发，这些项目甚至大多连土地和住建部门的手续都没有，仅凭着地理优势，也能赚得盆满钵满。
高产田的恶运
如今，随着城镇化推进，包括门道口村村委会、村民等在内的各方，更多的争议定格在村民赖以为生的土地上。
在门道口村，有一块面积为640亩的耕地被称为“西洼地”。据村里老人介绍，西洼地过去是农田，各种农业基础设施完备，有灌溉泵站，还有分布合理的抗旱排涝沟渠，是一块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在2009年潘富星就任村主任之前，这里曾先后种植水稻、棉花。2006年，门道口村建腾达工业园时，西洼地北边的100亩土地被改造成蔬菜种植大棚，由40户本村村民承包。村民手里拿的土地承包证显示，这块地他们的承包期限是从1997年到2027年。
2009年10月，潘富星领衔的村委班子在未经村民同意、未给村民一分钱补偿的情况下，将暖室大棚用铲车铲除，100亩菜田全部被毁。
2014年6月9日，西青区国土资源分局回复门道口村村民查询关于“大寺镇门道口村部分土地的土地性质”，明确位于津淄公路西侧、梨园头粮库南侧、天祥工业园北侧的这块土地，即村民说的“西洼地”，地籍地类为“耕地、沟渠”。
这640亩偌大一块基本农田，后来被京汕高速公路一劈两半。村民张金钟介绍说，这两块地被分别出售给了天祥工业园(西青区)和张志友(西青区武台人)个人。据他们了解，卖地共得款1.5亿元左右。但不知什么原因，这块地被卖出已经5年了，却一直荒废着。
在一个狂风劲吹的冬日，记者站在这块杂草丛生的土地上看到，这块原本比正常地面低约1米的西洼地，现已被建筑垃圾填平，上面又垫了一层土，早已沦为废地。
村委会有权卖地吗?北京华堂律师事务所马军律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以非法占用耕地罪定罪处罚。
颇为奇怪的是，采访中，大寺镇一位宣传委员向记者表示，大寺镇镇政府做过调查，该地块并不存在该村村民所反映的问题。11月27日，记者来到西青区国土局希望就此问题进行核实，却被该局婉拒。西青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高洪亮表示会帮记者协调安排采访，可对方至今还是借口有关部门工作忙而一再推诿。
2014年12月12日，张金钟找到大寺镇国土所执法队王队长，询问640亩“西洼地”的情况。王队长证实：那640亩地已经由村委会卖给天祥工业园和张志友个人了。这块地上也已经修路，造成土地硬化，土地已被严重毁坏了。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协委员说，门道口村发生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政府部门不无责任，这样的问题在天津市也并非绝无仅有。
2014年7月8日，中央第五巡视组向天津市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天津“农村基层腐败不容轻视”，建议天津加大办案工作力度，在农村基层等重点领域，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从严惩处、从严执纪，形成强大震慑。此后，天津开展了上述专项整治活动。
2014年12月1日，天津市纪委、监察局通报了(第一批)30起村干部腐败案件。单是2014年下半年，天津就整肃腐败查处村干部百余人。
门道口村的乱象何时能得到整治，村民们的投诉之路还要走多远才能到头，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民主党天津社会不公正观察员 孙健
2019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