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婉秋转自博讯网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19年1月7日下午3时40分许，合肥市维权工人陈敬坤受托带着陈敬坤、周维林和裴莉女士的呼吁合肥市总工会的人大代表在第二天开幕的合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就工人住房权提起议案的呼吁书到合肥市总工会交给合肥市总工会，呼吁合肥市总工会提议案立法保障工人及家庭应有的住房权；而原合肥市邮政职工江世宏亦到合肥市总工会请求工会关注位于合肥市合作化南路邮政小区的四栋危房，解救居住于危房中的邮政老职工及家庭。
陈敬坤是1970年退伍转业进原安纺二厂工作的退休工人，长期为工人权利维权。陈敬坤所在的原安纺国企被上海华源发展有限公司兼并后改制，陈敬坤当年是职工工资和住房维权代表，现其家庭住房尚未解决；周维林是原国企安徽拖拉机厂工伤职工，原国企安徽拖拉机厂破产改制，周维林等工伤职工未足额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维权起诉无果，没有享受到职工住房权；裴莉是原国企合肥市华德电力变压器厂下岗再就业职工，未享受国企福利分房，下岗再就业致富后被招商引资建设淝南别墅区，其所建别墅被出尔反尔的包河区政府强拆，后因上访维权被判刑。
三人原属企业皆是国企，且皆位于合肥市瑶海区，合肥市瑶海区是由原合肥市东市区与部分原郊区构成的。合肥市东市区是工业区，面积在合肥市市辖区中面积最小，是合肥市工业文明发源地，据合肥在线报道其GDP曾一度占到全市GDP的70%,而工人住房权又如何呢？太多的工人及家庭没有享受到国企住房福利，居住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早就属于危房的筒子楼里此种筒子楼里甚至还有原16平方米的集体宿舍住两家人的情况。更有许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国企的工人家庭子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企业改制时下岗失业，辛苦打工，如今房价高涨，打工所得跟不上物价，更难以跟上房价上涨速度。住房权何以能够获得保障？
合肥市虽于1949年时没有工业，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将上海的面粉厂、搪瓷厂、纺织厂和印染厂迁移到合肥市的瑶海区（原东市区），随厂而来的技术工人及家属居住于为他们建设的筒子楼和平房里。建厂的土地是征收农民的土地（合肥市小东门以外的现瑶海区市区多为农田），农民土地被征收后招工进厂，当时政策是人进工厂，住房国企不承担，仍居住于宅基地属于集体土地性质的自家住房。安拖东村东南角的城中村东庄即是如此。这些城中村拆迁按集体土地拆迁规定，因人少房多，拆迁补偿安置的住房基本上能够满足居住需要，居住面积远超出国企职工在国企享受到的福利房。
目前合肥市住房最困难的在合肥市总工会大厅，保安对陈敬坤、江世宏称联系不上合肥市总工会主席张业锁，称张主席不在工会，是在政府办公，二人要求不管如何应有工会工作人员出来接待，在交涉中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在场了解情况后，用电话联系不上总工会陈主任，于是又联系一位赵（音）工作人员到场。该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登记了陈敬坤和江世宏的手机号码，收下了周维林、裴莉和陈敬坤的呼吁工会在人大会议中提工人住房权的议案的请求书和江世宏请求合肥市总工会关注合肥市邮政小区危房的书面材料，仅称会尽快向领导反映，七日内给回复。然后俩人离开总工会。
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而不是按权分配，政府应对上世纪五十年代随企业内迁支援安徽省合肥市建设的来自上海的老工人及其家人、对此后支援内地建设到合肥市工作的外地人、对上世纪七十年代转业进合肥市国企的原籍外地的退役军人及其家属、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国企工作后因所谓改制而下岗失业的职工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据报道合肥市工业刚解放时是一穷二白，机械设备仅有一台四尺车床，年工业产值才80多万元。“即使到了1952年合肥市成为安徽省会时，全市工业企业也仅有36户。但自1954年从上海陆续迁入56家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后，对于当时合肥工业的发展无疑是一次“雨后播种”。上海企业的内迁，不仅大大增加了合肥的工业产值，改变了合肥工业技术人员缺乏、资金匮乏、管理经验不足、供销渠道较少等状况，而且对合肥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也有了很大改变。因此，1957年，合肥工业年产值终于迎来了“亿元时代”。”从80多万元到亿元，七八年间工业产值增加了一百多倍。这其中凝聚了多少劳动者，尤其是随厂从上海而来合肥市的工人的血汗。本网信息员在位于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西的原安拖和平村采访时就有知道情况的老人称，安拖和平村里的筒子楼是1954年开始建设的用于给上海来的工人准备的。
如今，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筒子楼早就是危房了，而居住在筒子楼里的工人家庭有从上海来的老工人及后代、有上山下乡知青家庭及转业退伍军人家庭、更有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国企改制下岗失业的工人没有享受到住房福利只得居住于父母住房或者租赁房屋居住。
本网信息员在原合肥市钢铁集团公司（后被马钢集团兼并，现早已停产）的板材车间旁见工人家庭窝棚一般的房子，采访了两位将近八十岁的老妇人，她们的丈夫一是从农村招工进原合钢的，另一位老妇人称其丈夫是上世纪饥荒时（应当是1960年左右）从军队退伍转业进原国企合钢工作的。她俩的丈夫都已经去世。她们的孩子一位是正要顶替父亲工作时政策停止了，另一位老妇人的孩子曾经是在原合钢工作，与父亲一样没有享受到国企的住房福利。这两位老妇人称曾经（应该是在1995年）为自己出资三万元（如果用这三万元当时这笔钱也能购买住房）购买合肥市城市户口。很明显这两个工人家庭没有享受到国企的住房福利。谈到住房问题，两位老妇人说了国企的一些干部与有关系的人可以分到房，而她们的丈夫是老实人，就无法分到房。她们就房子问题对社居委和街道办事处说过，但无人过问，无法解决她们家庭的住房困境。她们家庭住房困境在合肥市改制企业中是普遍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的住房分配制度改革，从企业承担职工的住房福利转为公积金制度，而原国企里的裙带关系、干部和政府官员的家属，甚至合肥市公安局公安家属可以在国企分配到住房，甚至能多分房，那些辛勤劳动的普通工人却在分配住房方面吃亏，甚至没有享受到住房福利。这些违法现象并未纠正。在从住房实物分配转为公积金制度时，中央层面没有出台完善的体现平等公正的保障工人住房权的公积金制度及配套法规。
合肥市政府的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虽然于1999年4月发出合房改组字【1999】2号《关于集资建住房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其中规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组织职工全额集资建住房、涉及到新老政策交叉的职工家庭，原则上只能按一种政策执行。未规定纠正违反规定的措施和对没有享受住房福利的职工家庭如何补救，更对改制国企未作出安排。事实上非垄断性的普通国企，依然如故，按工人说法就是依权依关系分配住房。
2007年安纺生活区改造是集资建房，原定政策是要让无房职工集资建房，最后的结果却是将无房职工家庭排除在外。合肥市破产企业建材三厂的集资建房亦是排除无房原职工家庭参加。如今，合肥市的所谓棚户区改造更是如此，无房原安徽拖拉机厂职工家庭不能获得拆迁补偿安置，事实上就是剥夺原国企职工的住房权。
陈敬坤、周维林和裴莉是原国企职工，提出请求合肥市总工会在合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就工人住房权提起议案，期望人大重视工人家庭住房权，以地方性立法保障职工家庭住房，尤其是那些从上海支援安徽建设到合肥市的职工家庭、转业进国企的退伍军人家庭的住房权及裴莉这样原按国企规定结婚生孩子就应分配住房的女职工，却因国企腐败没有获得住房的女职工家庭获得住房权。
合肥市瑶海区曾创造合肥市70%的GDP，却因是国有企业集中区，企业职工缺乏政治权力，瑶海区原国企职工家庭住房权不获保障，此是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而是按权分配，此亦为法治国家所不取。
江世宏是原合肥市邮政职工，其17岁就从肥西县到合肥市邮政工作，从事报刊发行工作，曾常驻安徽日报发行点，虽没有编制，但与正式工同工同酬，改革开放后的21世纪却被邮政作为劳务派遣工，愤而维权，后经协调后到社居委值班（4050政策），其所居住的合肥市邮政分配的平房一间早就成为危房，经房屋鉴定机构鉴定为D级危房，按规定已经不能住人，可江世宏没有多少收入，无法去租赁住房，多年来他多次到合肥市邮政反映要求改造房子，合肥市邮政分公司不予理睬，江世宏到政府反映，合肥市政府信访局回复是邮政企业是央企，地方政府无权对央企管理。江世宏如今已经是50岁出头，有一女儿已经成年，收入很低的江世宏只得出钱给女儿在外租房居住，他自己一人居住在危房里。江世宏因住房忧心如焚，担忧住房权，更时刻想着住房安全。故他在无法从合肥市政府获得权利救济的情况下只得向合肥市总工会求助，期待合肥市总工会出面解决他的危房问题，使他能够安居。
2019年1月8日，合肥市天气预报2019年1月9日有暴雪，江世宏房屋外又被合肥市邮政物业公司社区管委会贴上通知，通知住户：接公司通知······平房、二号楼、六号楼、七号楼因是老房子，年久失修，望住户和行人，防止雪下过大，屋顶的雪和瓦块掉下，以免被砸伤，请注意安全。特别是平房，如下大雪期间，最好是不要住在里面，以免房屋被大雪压塌，造成不必要的事情发生和伤害。特此通知。
江世宏就居住于平房中，2018年大雪时他就曾差点被屋顶滑落的雪和瓦块砸中。据报道2019年1月8日15时起，合肥市全市进入冰雪灾害预警期，自1月8日22时启动《合肥市冰雪灾害天气应急预案》IV级应急响应。那些居住于危房中的工人家庭又要遭遇大自然灾害的严酷考验了。
如果中国安徽省合肥市的政府真正的尊重劳动者，尊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而不是潜规则按权分配，工人住房权就不可能不受尊重。正如长期就工人住房权维权的陈敬坤所言，真正的全面依法治国，工会法不能缺席，社会保障法不能缺席。让我们共同期待合肥市总工会能够发挥工会职能作用，推进工人家庭住房权的落实。
附：
《档案观止》工业之档—解读合肥工业发展“密码”
https://daj.hefei.gov.cn/9891/9902/9904/201804/t20180412_2530519.html
合肥瑶海区：老工业区十年华丽“蝶变”
https://news.hf365.com/system/2016/03/28/014915081.shtml
安徽省维权退休工人陈敬坤、周维林、裴莉到合肥市总工会要求见工会主席通报工人权利事项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18/11/blog-post_40.html
合肥市维权退休工人陈敬坤到合肥市总工会请求总工会为工人维权，宣传全面依法治国离不开工会法和社会保障法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18/12/blog-post_40.html
请求合肥市总工会在合肥市2019两会上提起保障老工人住房权议案
合肥市总工会：我们是合肥市的老工人，合肥市的工业化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1949年合肥市没有一家工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上海等地工厂支援内地建设迁移合肥市开始，随厂从上海、江浙等发达地区到合肥的工人及家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退伍转业军人下放知青等进国企工厂，耗费了青春年华，付出了血汗，其劳动为合肥市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而合肥市瑶海区是原合肥市东市区为主，东市区是号称合肥市的工业区，其创造的GDP曾一度占到合肥市全市GDP的70%左右，而瑶海区人口密度在合肥市最高，如果排除掉人口密度较低的原郊区，仅计算原东市区的人口密度恐高的不可想象，何以如此？就是因为老国企的工人住房权没有获得保障。如，原安拖和平村的筒子楼（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里，甚至有原集体宿舍16平方米的一间住房住两家的情况，安拖新村的筒子楼和平房、原砂轮厂宿舍砂轮二村的平房及纺织四村和原合钢集团的工人宿舍就证明了工人住房权未获尊重。更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招工进厂的许多工人没有享受到住房福利，就下岗失业，如今房价高昂，工人收入极低，没有享有住房的工人何以能够享有劳动权利，过上劳动者应有的幸福生活？
原国企在住房分配中，干部优先，干部的亲友优先，警察的妻子们优先，有违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更政府将原在上海、江浙地区及原籍外地的退伍军人安排到合肥市工作，政府更应对这些工人及家属负责，尤其是这些工人及家属的住房权保障，因为这些工人及家属在合肥市没有任何拥有权力的亲属，这些工人及家属的住房状况与当年建厂时政府征收土地时招工进厂的原农民仍居住于原集体土地宅基地的工人住房状况是天壤之别！
从原国企的住房福利制度到公积金没有安排制度转型中对没有享受到住房福利的工人（工伤退休职工）应该享受却没有享受住房的补偿，如今合肥市房屋拆迁政策更是漠视工人住房权利！我们呼吁合肥市总工会在合肥市两会上提出议案，讨论解决工人及家庭住房困境！
呼吁人：陈敬坤 13075535081
周维林 18919695917
裴莉 18788846746
附：情况反映说明
尊敬的领导您好：
本人江世洪是原合肥市邮政局职工后划转为合肥邮区中心局职工，住合作化南路31号邮政小区平房。在本人和合肥邮区中心局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中，经过新闻媒体关注本人多年上访，终在2008年在合肥市有关部门和蜀山区信访局、政法委及社会各界共同关注下
。合肥市中级法院，于2008年8月终止了2005“合民一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经过多方协商协调后，本人才按要求撤诉，后在社区工作，每月1000多元工资，带着女儿一起生活（前妻已经病逝）。因原邮政只分配一平房居住，因居住空间太小，女儿岁数大了只得在外租房(每月要1000元左右房租）。
在社区关怀下，办理了廉租房补贴每月200多元，我住的房子20多年了，是泥巴砌的房屋，平房建于70年代初，90年代就说要拆迁，早就属于危房，并且年久失修，经常停水停电，电线老化，多年来向有关部门反映，合肥市邮政分公司说他们又多次向省邮政公司汇报危房问题都没有结果，危房无人管理。这些年每逢下雨下雪，就在我门边上贴通知，不让我们回家住，一年又一年直到现在，现在家中地面下沉，导致地面开裂，墙体有明显鼓凸现象，山墙地基的裂缝能把手伸进去，其他问题不胜枚举。
房屋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又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有关部门说，这是邮政企业责任，他是国企，均无果而终。今年是合肥市国企宿舍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给政府管理的最后阶段，在有关部门要求下，原合肥市邮政局（现为合肥市邮政分公司）做出房屋安全鉴定。
今年5月份该房屋鉴定结果出炉，该房屋为D级危房，房屋承重结构已经无法满足安全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处于危险状态，构成整栋危房。D级危房三供一业不能移交，邮政公司多年来对该危房始终态度冷漠不负责任，尊敬的领导，现在雨雪天气又来啦，危房随时有倒塌的风险，合肥市邮政分公司和省邮政公司至今没有解决危房问题。我们再次请求领导，关注我们的住房，使住房问题能够得到彻底解决。
江世洪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