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1957年毛泽东利用“整风运动”，动员民主党派成员和各界知识分子大鸣大放，诱鱼上钩，引蛇出洞，然后掀起反右斗争，聚而歼之。这个事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对反右斗争的追忆研究如火如荼，方兴未艾。而其遗留问题，仍为人们关注，余波迄难偃息。
反右斗争在中国现代史占有重要一页。它使全国一百多万知识分子（约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20%）遭受严酷整肃，使国家的科教文化事业蒙受沉重损失。反右斗争持续长达22年之久，后果严重，影响深远。不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满清的文字狱远较逊色，在中外人类历史上也属绝无仅有。 (博讯 boxun.com)
对反右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已有许多专著典籍出版面世，佳作纷呈。其中丁抒教授的《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以下简称《阳谋》）凸显客观、全面、系统、深入，而且再三修订，益臻完善。该书不仅写反右派运动，还就有关问题上溯中共江西“苏区”、“延安时期”，下迄“文革”，作了扼要梳理陈述；深入剖析了毛泽东执掌国柄27年的来龙去脉。在重点章节还追踪铺叙了相关历史背景（如中苏关系、统购统销问题等），使读者易于判断当年鸣放的因果是非。《阳谋》从多个角度再现了那个大苦大难年代的惨烈与血腥，清晰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阳谋》铭刻了747名右派分子的苦难经历；是悼念右派受难者的绝代史诗；也是那个年代的重要见证。丁抒教授锲而不舍地完成《阳谋》第三版，功垂竹帛，使人由衷钦敬与感激。该书内容丰富深广，非拙笔短文所能概括，现只陈述几点突出印象于后：
一、 反右是阴谋不是“阳谋”
《阳谋》一书，通过毛泽东的谈话、会议上讲话和发表文章、做出批示的时间顺序，以及中共中央内部文件、通知出笼的先后层次，有力地证明了：反右斗争是毛泽东蓄谋已久，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诡计。毛氏一伙故布疑阵，迷惑群众；组织会议，邀请鸣放；先党外，后党内；重点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并有预定目标人物；在操作上以花言巧语，哄骗劝诱；“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旨在巩固政权，坐稳龙椅。这一设计定局的阴谋，毛氏自我解嘲为“阳谋”，充分暴露了毛氏一伙的卑鄙心理与狰狞面目。
毫无诚信 当年毛氏一伙动员群众鸣放时，一再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消除群众顾虑，使其放胆直言。其后又诱骗群众向党“交心”，以示忠诚。待群众鸣放出口，材料到手，立马变脸整人，展开批判斗争。堂堂执政大党，竟欺诈苍生。出尔反尔，自食其言。结果“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反右后民间流传谚语：“大鸣大放，傻子上当；运动一过，小鞋穿上。”说明群众已洞烛其奸。反右斗争，完全暴露了毛氏一伙的卑鄙无耻，乏善可陈。党内有良知之士对此亦有异见。例如在山东整风领导小组的会议上，文化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冯毅之说：
“当初，人家本来就不想说话，更不愿提批评意见，是我们千方百计劝说和动员，好歹人家才开了口。现在反根据他们说的话来批判斗争打成右派，这不但违反党的精神原则，也违背了做人的良心……我不能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省委书记当场指斥他“同情右派，和右派穿一条裤子。”把他打成了“极右分子”。
《阳谋》一书，列举许多实例，显示毛氏一伙向来贯用宣传欺骗，毫无诚信。远在内战中即有欺骗得手后撕毁与国军将领的协定，大举杀害放下武器的投诚官兵（如国民党防守长江的二十军军长杨刚才所部）和处决起义官兵（如云南龙云所部）的卑劣行动。又如制定宪法，只是装饰门面的纸上条文从不贯彻执行；公民权利成为空谈。反右斗争的欺诈伎俩，是毛氏一伙恶劣品质的全面彻底的暴露。
自掘坟墓 若干民主人士、知名学者，迷信中共宣传和统战政策，当年利用国民政府治下比较宽松的自由环境，对政府口诛笔伐，为中共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上，帮了中共大忙。待毛氏一伙登基坐殿掌权之后，对这些民主人士、知名学者，过河拆桥，兔死狗烹。将其作为改造或革命对象，严酷整肃。利用反右斗争契机，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曾昭伦、王造时、陈仁炳、彭文应、叶笃义、潘光旦等等打成阶下囚。有人讥讽这些民主人士当年弃蒋拥共，无异于为自身预掘坟墓。
飞蛾投火 中共执政之后，打出“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来去自由”的幌子，仿佛需才孔急，求贤若渴。许多在海外定居奉职的学者与有志青年，想方设法回到大陆，力求报效祖国。然而回到大陆后，多被疑嫉，甚至视为特嫌，并失去离境自由。这些人不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甚至频遭整肃，沦为另册贱民。如新华社外文编辑刘祖蔚，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供职。1950年回大陆。肃反运动挨整，反右运动又被划为右派，送劳动教养。定居香港的作曲家陈歌辛，经中共动员回到大陆。1957年划为右派，流放到安徽白茅岭农场劳改而死。又如中央广播事业局翻译陈润康，1954年从法国回来。1957年划为右派，送农村劳改，一年多便被折磨而死。
《阳谋》列举了许多海外归来学子的悲惨经历。当年“不仅从美国，凡海外归来的都首先是抓右派的目标。”因此有人悲叹，从海外投奔大陆者，犹如飞蛾投火，自速其亡。
痴念破灭 当年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或专家学者，以及在内战中曾协助、掩护过中共人员的“开明士绅，”曾想在毛氏政权下寻取安身立命之所，发挥专长，有所奉献。然而中共一旦夺取政权，江山坐稳，这类人员便失去统战价值，弃如敝屣，甚至沦为另册贱民，得到可悲下场。
如长期与中共合作提供情报，对解放有功的国民党将领刘宗宽；1949年在甘肃起义的国民党第九军军长王治歧、副军长蒋云台等；1957年均被划为右派，当了贱民。
如前中医研究院老科学家刘绍光，1948年谢绝美国邀请，留下来决心为毛氏政权效劳。中共将他按旧政府人员处理，残酷折磨。1957年打入右派，管制劳改，清扫厕所，长达二十多年。
如名作家沈从文、美学家朱光潜，在北平易帜前夕，谢绝将介石抢救学者送到家的南下机票，留下来想为中共政权服务。毛氏登基后，朱曾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定为“管制分子。”沈发现误入困境难以立足，自杀未遂，其后著作全被销毁而远离文学；不得不到历史博物馆写标签，当解说员。从此沈便从社会上销声匿迹了。
断送一生 1957年，青年学子轻信宣传，响应号召，以满腔热情参加鸣放；以至忠至诚、义无反顾地向中共政权提出法治、人权、民主、自由等方面渴望和诉求。结果，事与愿违，并从此断送一生前程，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例如，北京大学经江隆基、陆平两位党委书记之手，先后共划右派811人，占在校人数10%。其中140多名“极右派”被开除，送劳改农场“劳动教养。”青年学子精英划右后受难者，仅北大便有黄宗羲、刘奇弟、张锡琨、任大熊、郑光第、萧其中、贺永增、顾文选、沈元、林昭等等。雹碎春红，霜凋夏绿，万众痛惜精英。又如清华大学划了571名右派，占总人数5%以上。武汉大学划右派430名，教师和学生的划右率分别是14%和10%。其他高等院校划右也大致相仿。恶政嫉才，不知断送多少有为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