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儿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播出对旅英华裔女作家，社会活动家，和时事评论人士张丽佳女士的专访，并介绍她最新出版的涉及目前中国妓女问题的小说《莲花》。这次节目将分两集播出，今天播出上集。
张丽佳1964年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工人家庭。从小梦想当新闻记者的她在16岁那年顶替提早退休的母亲成为了南京一间导弹工厂的一名工人。那时侯的工厂就象一个小小的共产主义国家，纪律森严、气氛沉闷，年轻的张丽佳感到十分压抑，感觉自己就是一只被困在井底的青蛙。为寻求逃避和开启心灵，她开始写诗并自学英语。英语学习给张丽佳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通往更广阔的天地。她开始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穿上时髦的服饰，彰显自己的个性。在1989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学运中，张丽佳甚至组织她所在工厂的工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此后的张丽佳为爱出走英国，在那里她学习了新闻学，开始向儿时的梦想迈进。几年后，她回到中国，成为了一名记者，并为很多外国知名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撰稿。
几年前，张丽佳女士将她在八十年代的成长故事用英文写成了一本自传--《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是张丽佳出版的第一本书，而写这本书的想法却是来自于一次她和一位美国作家吃饭时的闲聊。她说：“我们由吃素吃肉的问题谈到我以前在工厂时的生活。这位朋友建议我为《华尔街日报》写篇文章来介绍这段经历。文章写出来后，很多朋友觉得很有意思，就提议我把我 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于是我就这么做了。” 而书名呢，张丽佳说那并不是她自己的主意，而是出版商选定的。原本她想把书名定为“井底之蛙”，以比喻工厂年月的自己。
BBC的电视节目为她拍摄了记录片。2009年她参加了美国政府组织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
《社会主义好》出版后，张丽佳一直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北京从事写作。按她的话说，没有哪个地方能像中国一样有那么多矛盾和冲突，这些都是丰富的创作素材。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确如她所说，今年年初，她的第一部小说《莲花》问世。这部小说着眼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卖淫问题。由英国麦克米伦出版集团旗下的一家出版公司出版。张丽佳女士在北京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她花了12年时间来写这部小说。她说，虽然她是记者出身，以前写过纪实类的东西，但写起小说来很困难。不过她觉得，只要一直不断写作，她就会成为一个好的作家。谈到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和主要情节，张丽佳女士告诉记者，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叫荷花，她是性工作者或者叫做小姐。她在深圳生活。她以前是四川人，学习成绩很好，但家里穷，就辍学了。想出去见世界，打工挣钱。但像很多没有文化和一技之长的年轻姑娘一样，也没有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很多人会经历坎坷。
而这也是一个爱情故事，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女主角小姐，男主角是一个摄影师，中产阶级，有文化，离了婚的，特别喜欢拍摄小姐，性工作者。这是他们的爱情故事，但更是一个女孩子怎么样找到自己的生活历程，经历，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那么主人公有生活原型吗？为什么想写这样一部小说？张丽佳女士说：“我是外祖母带大的。外祖母20年前去世时我的母亲就说了一件让我很震惊的事情，说外祖母一生不容易，因为外祖母年轻时也是做过窑姐的，就是性工作者。我的外祖母把我们带大成人，我们对她感情非常深，我就经常想这个妓女的事情。想我外婆当时是在一个叫做春香楼的妓院，她有怎样的生活经历。
在我外祖母去世不久，一次我去深圳采访，到酒店附近去剪头发。里面的几个姑娘就说，她们不会剪头发。几个姑娘穿着暴露，地下也没有头发，我就知道这个地方不是真正的发廊，只是门面。”
张丽佳女士说，在中国，嫖娼非法，所以没有像以前一样的窑子，像她外祖母时代那样。现在都是像发廊，按摩院，美容院这些地方，提供性服务：“我就和这些女孩子聊起来了，她们大部分来自农村，没有受过好的教育，她们中有些人进过工厂做工，很苦，工资又少，有些人就做了性工作者，生活比较自由，工资也高一些。”
张丽佳女士说，她最初想起来要写作的动机，是想通过这样一个窗口，通过小姐们的生活，来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些变化。比如城乡的差别，现在中国男女地位的差别，和收入差别，存在很多的性别不平等。她说：“这些女孩子内心都受到煎熬。在农村她们比较传统，又受到现代化的诱惑。这些都是很好的素材。加上我是记者，当过记者永远是记者，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些东西来使世界了解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就是这样一个初衷。”
张丽佳女士说，当然现在社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中国妇女的地位确实在提高：“但说到嫖娼这一块，在我外婆的时代，嫖娼是可以公开的，窑子外面挂上大红灯笼。这样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管理方便，卫生方面更好一些。但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地下性产业非常巨大，大概有一千万性工作者。变化在哪里？我觉得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在提高，但是男女还是不平等。性产业是世界上最老的产业，在很多国家存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反而加剧了男女的不平等，也是地下性产业在中国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当被问到中国的性工作者是否被迫从事这一行业？张丽佳女士表示：“这倒不是。据我所知，绝大多数中国妇女走上这条路没有人强迫，但是实际上也是被生活所迫。比如大部分人生活贫困，很多人可能被丈夫抛弃，或者是离婚了，或者是未婚先孕的，或者是下岗工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非常发达，嫖娼的人多起来，中国有句话叫知温饱而思淫欲。而且中国在毛时代人性被压制，现在反而有一种追求享乐的倾向。另外，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这些中青年男子离开家，结婚不带妻子，还有没结婚的年轻人，有他们的性需求，就去嫖娼。”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张丽佳女士说，现在性产业和生意挂上钩，你要想请客吃饭，谈生意拉拢关系时，经常就拉上了妓女和性工作者作为陪酒女郎等。你要想贿赂一个人，光请客吃饭已经不够：“当然还有现在中国的腐败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在广州做高科技的生意，享受15%的减免税，但为了得到免税，还得请税务局的人吃饭，还要请小姐，所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且很多在城市的打工女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而性产业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在古代和旧社会的时候，所谓解放前，男人可以娶妾，小老婆，以此显示男人如此成功。张丽佳女士说，这种思想在中国男人中还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现在有钱的男人就养着小三二奶，钱少一点的就去嫖娼。而且以此为荣去炫耀。
社会对性工作者的歧视非常多。为了写这部书，张丽佳女士说，她做了大量工作，采访了大量女性性工作者，去了深圳东莞，北海，北京，上海，天津，采访了很多人，同时也很想跟她们交朋友:“这个很不容易。因为她们生活比较动荡，从一家转到另一家，手机频换，经常失联。我还为一家NGO 做了很长时间的义工，他们为小姐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为女性性工作者提供免费检查和体检。中国很多性工作者的卫生知识很差，比如不用避孕套。他们还教性工作者不要乱花钱，同时帮助她们来对付警察。”
对性工作者来说，她们生存最大的威胁是来自警察的暴力。她们最怕的就是警察。张丽佳女士说，这又涉及到中国的法律问题。她说，在中国，卖淫嫖娼非法。初犯罚款，拘留。最不好的处理方式是所谓的收容劳教。很多是暗箱操作，要给警察塞钱。警察还打她们以让其坦白交代。
所以,张丽佳女士说，有些专家建议设立红灯区，保护性工作者的身体，减少强奸等性犯罪。但这可能不太适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政府最可以做的，是使中国更加开明，公正，尊重人权。
张丽佳女士告诉记者，因为她与许多性工作者接触，也了解她们。她说：“这些人主要是中低层的性工作者。在中高档的地方，有些女孩子文化水平较高，甚至受过大学教育。她们认为这种挣钱方式更容易。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中国这些性工作者，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给家里寄钱。”她说，在中国，性工作者吸毒的人不很多，吸毒不是她们选择卖淫生涯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贫困。
张丽佳女士说,据她了解，中国官员中有很多人嫖娼，许多还都有情妇，也就是所谓小三二奶，她们是属于所谓高档妓女:“因为他们这种结合并不是基于感情，而是基于物质需要。这就又说到中国妓女有很多档次，大部分人在按摩院，美容厅，发廊这些地方，占70-80%。下面还有站街女，再下面的叫工棚婆，比如帮做饭，晚上提供性服务。再上等的还有包婆，出入上等酒吧。BBC曾做过报道，说中国四五星级饭店里都有这种人。比如北京的‘天上人间’，一天高到可以挣两万元人民币。在这之上的就是所谓情妇，二奶。”
在下次的节目里，我们将播出对张丽佳女士专访的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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