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张耀杰：统战喉舌曹聚仁的“谈右派”
(博讯2007年5月03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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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2002年7月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其中收录了曹聚仁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的全部内容。在封底内扣中，写有这样的宣传话语：“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妖魔化态度，谣诼纷集。在此背景下，著名作家、学者曹聚仁以新闻记者身份，在1950年代，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产生深远影响。自称既不‘反共’，也不‘亲共’，而是力求‘知共’的曹聚仁，录其所见，记其所闻，存其所思，为后世留下珍贵的第一手历史文献。抗美援朝、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等重大事件均有所记录。本书系大陆初版，堪与作者以战地记者身份留下的《万里行记》前后辉映，并足传世。”
本文无意对该书进行整体评估，只想讨论一下曹聚仁的“谈右派”，是不是像出版者所宣传的那样“客观、中立、公正”，同时像曹聚仁自己在《北行三语•后记》中所说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博讯 boxun.com)
一、“近于诡辩”的“谈右派”
《谈右派》是曹聚仁关于反右派的第一篇文字，他在开场白中写道：“记者南返以后，千头万绪，也不知有多少急事缓事不曾报道；我们到浙江去巡游了六天，那已是一个月前的事，到今天，也还不曾写过。只因‘整风’这件大事，海外人士太关心了，只能把一枝笔放在这一重心上。”
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克农办公室副主任徐淡庐，是曹聚仁及妻子邓珂云巡游湖北、江西、上海、浙江等地的专职陪同。据他在日记中记载，一行人是1957年6月11日上午由北京乘火车南下的。6月18日，他在庐山日记中写道：“客人注意寺庙在解放前后的对比，对新闻事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盈亏津津乐道。他对报纸所载批判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的反动言行不愿发表意见，但又表示对整风问题将作若干万字的报道。我观他不读《人民日报》社论，写通讯十分粗浅，抵庐山当晚买了几张风景照片寄给《南洋商报》也算交卷。”
由此看来，曹聚仁的《谈右派》以及随后的几篇相关文章，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客观、中立、公正”的新闻报道，而是由中共当局布置给他的真假难辩的统战宣传。对于这样的统战宣传，曹聚仁一直是心领神会的。十年之后的1967年11月18日，他在写给胞弟曹艺的家书中表白说：“我的写稿工作，乃是北京所指示的，面对华侨，当然不能一鼻孔出气，否则作用全失。我也想不到会变成全世界华侨的思想指路牌，所以，京中对我特别关怀。”
正是出于这种心境，曹聚仁在《谈右派》中用自称是“近于诡辩”的话语，把自己形容为“反动派”：“我们在沿着长江流域旅行的途中，从报纸上、广播中听到了一些右派人士的姓氏和他们在言行上的过错。后来，在香港看到一张罗列了三百七十多人的名单。……某君就半玩笑半认真地问记者：‘你是什么派？’我说我是‘反动派’，他听了不觉大笑。记者接着就对他说：‘你们把我当作左派，我还不懂得左派思想该是什么；要说是右派呢，又不知今日的右派，走的是怎样的路线。惟有自认是反动派最不错，总有一边会把我们当作反动派看待的；不是这边的反动派，定是那边的反动派，总不会错了吧！’记者的话虽是近于诡辩，他也瞪着眼睛，无话可说了。”
“不知今日的右派，走的是怎样的路线”，并不影响曹聚仁按照毛泽东的思路给遭受政治清算的“右派人士”，加以“莫须有”的思想罪名：“记者忽然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来：他觉得一般知识分子虽说经过了社会革命的大关，但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和新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所谓‘过不惯’。……凡是下意识中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过不惯的，那就是右派的灵魂。”
按照这样的标准，1950年南下香港的曹聚仁自己，分明是彻头彻尾的“右派”，而不是所谓的“反动派”。然而，在落款时间为“一九五八年春”的《再记右派分子的终局》中，曹聚仁先是“莫须有”地捏造章伯钧、罗隆基、艾青、丁玲、冯雪峰等人有“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以及“他们都在私生活上欠检点，予以口实”；接下来便与这些人划清了政治界线：“到今天，记者得声明一句话：记者个人是自由主义者，但非右派分子，因为我从来没有政治上的野心，既不想领导别人，也不想被别人所领导，我是‘绝物’，却不是‘右派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