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恒转自：纽约时代中文网
從莫言的小說《蛙》看中國的計劃生育
藍詩玲
2015年2月13日
2012年10月，莫言成了中國大陸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自那以後，他在中國內外都因與共產黨的文化體制合作而受到批評：他出任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還說審查制度和機場安檢是一回事。尤為富於爭議的是，2012年夏，他參加特別紀念活動，參與手抄了毛澤東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毛澤東為確立藝術正統的講話，最後成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文學審查制度的理論原始文本。但是，在莫言的《蛙》中，卻看不出多少對中國共產黨締造的這個社會的認同。這是他2009年的小說，講述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翻譯十分流暢。這本無法無天、殘酷之書講述共產黨國家公務員的滅絕人性、中國人的無能為力，乃至寓於後毛澤東中國核心的道德真空。
小說發生在中國東北農村，主要講述敘事者小跑的姑姑的人生與時代，從她於1937年出生到21世紀初退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美麗新世界裡，姑姑擁有毫無瑕疵的政治記錄。她的父親是一位共產黨醫生，在「二戰」的後期階段被殺害，姑姑則被日軍囚禁數月。1949年，共產黨「解放」中國後，她在新醫院裡接受助產士訓練，成了家鄉村莊一帶的著名產科醫生。然而到了1960年，政治災難降臨了：她當飛行員的未婚夫投靠了共產主義中國最大的敵人台灣，姑姑遭到株連，成了政治毒草。和許多其他人一樣，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毆打和羞辱。然而這樣的虐待並沒有讓她怨恨黨。正相反，她發誓以無情地執行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來證實自己的忠誠，這一政策是從70年代末，毛去世之後開始執行的。在可靠助手小獅子的幫助下，姑姑開展了恐怖的統治，包括強制上節育環、輸精管切除術和妊娠晚期流產。最後，兩個女人死在她手中（包括敘事者的妻子），姑姑對「計劃生育」的熱情消失了。退休後，她製作了幾千個娃娃，象徵她殺死的那些胎兒。與此同時，小跑娶了小獅子，儘管她也參與了導致他第一任妻子死亡的強制流產。
讀者如果期待小說分析姑姑的內心世界，肯定會感到失望。在整本書中，莫言的敘事彷彿東拉西扯：他用十幾頁描述歹徒的街頭打鬥；一個有妄想症的村民肆意幻想，覺得自己是堂·吉訶德。到了尾聲，姑姑彷彿離開了畫面，敘事者開始描述小獅子如何嘗試孕育一個自己的孩子，卻沒有成功。一個奇幻卻顯得真實無比的情節轉折發生在中國後毛澤東時代的商業圖景中——附近的牛蛙農場原來是一種掩護，其實裡面開着一家人類的代孕機構。年輕女人陳眉的母親由於受到姑姑的迫害，死於生產，陳眉一出生就要向政府交納超生罰款，為了償還罰款，她在工廠上班，結果卻奇怪地在工廠的火災里毀容，她為小跑和小獅子當上了代孕母親。但莫言向讀者充分描述了姑姑，人們可以推斷出她的心理結構：一個粗俗自大的人，共產黨教育的產物，絕望地想要證實自己是個好黨員，在晚年產生了茫然的罪惡感。
莫言是以暢銷小說家的身份成名和起家的。不過我有時會想，他是否更青睞那些更有視覺效果，在語言上更精簡的文學形式——戲劇和戲曲。他2001年的小說《檀香刑》就是在想像中的中國東北的戲曲「貓腔」伴奏下展開的。而在《蛙》中，最精彩的是最後一部分，以九幕戲劇的形式寫成，是關於陳眉為小跑代孕並生下孩子之後所遭受的虐待。戲劇的形式只集中於對話，莫言便可以關注陳眉處境中超現實的恐怖——她的五萬元代孕費也被騙走了。生下孩子令她備受創傷，在這樣一個決意在每個環節都羞辱她的體系里，她必須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
《蛙》不可避免地會被拿來同馬健的《陰之道》相比。馬健是一位流亡作家，《陰之道》是他於2012年出版的一本極為陰鬱的小說，同樣講述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但兩本書非常不同。馬健的書大部分都以平淡簡潔的口吻描繪出中國的慘淡景象。莫言則正相反，他喜歡豐富的語言，特別是瘋狂混合的情感、對血塊形象的描述，乃至粗糙誇張的對話（「聞一下就知道你放的是哪種屁」），以及關於外國作家的滑稽內部笑話（加西亞·馬爾克斯[García Márquez]和喬伊斯是他特別喜歡的對象）。莫言描寫追捕非法生育的女人的景象有時接近鬧劇。
馬健的書中大量描寫了中國的現在，乃至不久之前發生的種種悲劇和不公，而莫言卻繞過了共產黨時代的若干重大政治禁忌。1953年到1957年被書中人回憶為和平與繁榮的黃金時代（「吃得飽，穿得暖，心情愉快」），而中國與西方的史書都指出，這個時期，共產黨使用恐怖手段侮辱並摧毀對共產國家的威脅，大幹快上的集體化則令經濟蒙受了破壞。莫言還粉飾了1959-1961年的饑荒（他寫道，土地「拒絕長出任何東西」），儘管學者們都認為共產主義經濟的管理失當與無情的糧食徵募導致那三年有3000萬人死亡。了解那段歷史的人會注意到這種戰術上的迴避，但對於那些不了解的人來說，或許會被這本小說對歷史背景的模糊處理而誤導。
不管怎麼說，細讀《蛙》與《陰之道》可能會發現，兩部小說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看法分歧並不很大。它們都描述了一個迷路的國家，在這裡，壓迫的政府令個人無法對政治、經濟與社會行為做出獨立的道德判斷，女人仍然受到無情的男性政治家與渴望傳宗接代的丈夫迫害。畢竟，在50年代與60年代，毛鼓勵人口增長，導致了從1953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增加了接近一倍。《蛙》中有這樣一段，一個母親即將因為早產而死，被帶到姑姑那裡去，她的丈夫發現新生嬰兒是女兒，頓時憂心如焚，甚至沒有注意到妻子死了。莫言對計劃生育政策的描述並不像馬健那樣嚴厲，但如果作家協會的副主席都能這樣描寫它的陰暗面，那麼現實必定極為慘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