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龙黄世龙转自财新网
【名家/新秀】（财新特约作家黄文政 专栏作家 梁建章）2014年2月7日新华网报道：7日中午，无锡市滨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收到了陈婷、张艺谋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缴纳的计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7487854元。据悉，陈婷、张艺谋按照2014年1月9日收到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要求，在30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向滨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缴清了被征收的计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
此前，我们已多次撰文呼吁张艺谋拒绝缴纳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并建议张艺谋一直上诉把官司打下去，当然不是鼓动违法。原因是：
首先，申请行政复议以及起诉都是走法律程序，不仅为中国的法治建设贡献一己之力，更促使整个社会深入而广泛地讨论这一影响到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政策。
其次，法律并不是不可改变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法律也曾允许奴隶制；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才废除了奴隶制。
我们下面将分析社会抚养费征收违反公平原则，是恶法，应该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应取消社会抚养费，这不仅因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很低，更因为这是对公民生育权的极大限制。
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完全是在颠倒是非。在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下，父母既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将来享受孩子赡养的受益者。社会养老体系也是由年轻人来赡养老人，只是由所有的孩子辈的人来赡养所有的父母辈的人。在社会养老体系下，父母仅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而孩子将来支撑的却是整个养老体系，受益的是全社会。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既违背最浅显的经济规律，也玷污了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因为多生的父母以自己的付出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却因此受到惩罚。
如今，张艺谋夫妇缴纳高达748万余元的“社会抚养费”，这完全是时代的悲哀，是中国的耻辱，完全是错误人口政策对正常生育和养育观念极度扭曲的后果。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的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这种说辞极其荒唐。首先，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养育孩子本质上是对未来的投资。多出生的孩子在成年前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但这些孩子成年之后也会创造更多的公共资源。如果说中国社会真的落后到不能给多出的孩子提供所需的公共资源，而必须要他们的父母来补偿社会，那么在这些孩子成人以后，社会就应该反过来去补偿这些父母，因为他们更多的孩子给未来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公共资源。请问，现在有什么计划来补偿“多生”父母对未来的更大贡献？
其次，中国现在孩子占人口的比例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也远低于世界大部分国家。过去的中国能够让所有父母自主生育孩子，全世界的几乎所有国家也都能做得到，为何偏偏今天的中国不行？过去十多年，中国农村小学因为生源不足等原因关闭了一半以上，无数希望小学被废弃。不仅农村，城市也因为孩子减少在关闭学校。前些年，北京市也因为生源急剧萎缩大量关闭学校，小学数量从2000年的近2000所降至2008年的1202所。到底是孩子太多而无法提供公共资源，还是孩子太少导致已有资源的巨大浪费？
再次，既然社会抚养费是让多生的父母来补偿养育他们孩子所使用社会公共资源，那么这笔钱应该投入到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之中。但是实际征收的社会抚养费除了用来支撑现有的计划生育体系之外，有多少被投入到创造养育多生出的孩子所需的公共资源上？或者说，现有父母养育孩子所使用的公共资源中有多少来自社会抚养费呢？2014年1月8日《新京报》报道：已有24省份公开了201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额，总计超过200亿元。然而，尚无一省计划生育或财政部门，公开社会抚养费的支出情况。巨额的社会抚养费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甚至连社会抚养费征收金额都是一笔糊涂账。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称，2012年广东省各地征收社会抚养费总额为26.13亿元，而之前广东省卫计委答复则是14.56亿，不同部门的审计结果竟然相差11.57亿元。即便在广东这种经济发达、管理相对有序的地方也存在征收议价、不开票据、不记账等乱象。在很多地方，征收社会抚养费已经成为基层单位敛财的手段，这是在抢夺婴儿的奶粉钱来供养计生部门。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合理的，也应该遵守公平的原则，不能因为张艺谋是富人就多征收。举例来说，一辆小汽车违反了交通规则，该罚多少就罚多少，不能因为这辆小汽车的车主是富人就多罚。
说到公平性，有人认为穷人受计生政策的限制而富人享有“生育特权”，觉得不公平，所以支持重罚张艺谋。我们认为，一对夫妇无论生多少个孩子都是基本人权，而不是什么“特权”。 实际上，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生育限制政策的受害者，应该支持取消生育限制才对。穷人不应该支持处罚富人“超生”，富人也不应该支持处罚穷人“超生”。
征收“社会抚养费”也造成了无数人间惨剧。例如，因长期被征收“社会抚养费”，河北省邱县龚堡村村民艾广栋于2013年12月4日在村支书家喝农药中毒，经医院抢救无效后身亡。从2003年他们有第2个孩子后，村干部们就开始到艾广栋家征收社会抚养费，当时要一次性收7千元。“我们家很困难，一次性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然后他们就时不时来上门收钱，有时拿走200，有时拿走500，都没开过发票。有了第3个孩子后，他们就要求一次缴6万块钱，我们更是负担不了。”艾广栋的妻子回忆道。2013年12月3日，村干部一行5人，以收取社会抚养费为由，强行拉走艾家7000多斤玉米，而这是他家未来一年的全部收入来源。
在一个生育观念正常的社会，真正的社会抚养费应是政府对艾广栋这类家庭的补助，因为他们以自己的辛劳为社会贡献了更多孩子，为将来贡献了更多的工作者和建设者。但中国现在的“社会抚养费”却在无情地惩罚他们。对艾广栋来说，所谓的“社会抚养费”不仅剥夺掉了他用来抚养孩子的最后一点能力，更是将孩子的抚养者逼上绝路。
2014年1月30日中新网报道：新加坡总理李显龙30日在马年新春贺辞中说：“虽然我们努力鼓励婚育，但我们的生育率仍然过低。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做得更好。”李显龙说，新加坡去年的生育率再次掉头向下，滑落至每名育龄女性生育1.19个孩子的低水平。占总人口比例超过七成的华人社群生育率更低，仅有1.06。新加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鼓励仅生两个，但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逐步回落。到了八十年代，虽然政策转为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一直下滑，至2000年掉落到1.6，2010年更是创下1.16的历史最低纪录。不过，2011年这一数字稍微反弹至1.2。部分由于龙年生育扎堆的因素，2012年生育率为1.29。
中国的生育率与新加坡的情况很相似，2010、2011和2012年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显示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18、1.04、1.26，而2012年还是所谓婴儿潮的龙年，早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新加坡人口密度高达7500人/平方公里，相比之下，中国人口密度仅为141人/平方公里。新加坡现在大力鼓励生育，而中国现在仍然重罚多生。
现在不少人反思文革，还有一些人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荒唐行为而道歉。例如，2014年1月13日《新京报》报道：近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文革发生的这些悲剧，觉得不可思议。将来中国由于人口急剧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升高而不得不鼓励生育时，同样会觉得多生孩子要罚款是不可思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