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而立之年，并无什么事情值得夸耀。一直以为这一生最大的运气，莫过于能在计划生育中活下来。作别之际，回头想想这些年活着，实在受计划生育影响太多。生存的侥幸、负罪、原罪与坎坷莫不源于此，艰难的出生，仿佛是艰难生活的开端。而今天不觉又轮回到‌‌“咸与维新‌‌”的时代，便想回望过去，谈谈那段经历。

母亲怀上我时，计划生育已经执行的非常严厉，罚款、流产、拆房的事很是普遍，那些墙上写的恐吓式的标语，基本上也都那么做了。家里呆不下去，母亲就到处找亲戚借住，躲避计划生育的大搜查。父亲则在家里守着，打听搜查的人什么时候来，提前打点，逢年过节去管计划生育的领导家里拜访走动，让他们查的时候网开一面。即便如此，家里也没好到哪去，据说第一次来查拉走了家里的粮食，第二次来牵走了牲口，最终连自行车、衣柜也没留下。几次‌‌“扫荡‌‌”之后家里只有一口大锅和一张床，比家徒四壁好不哪去。父亲晚上睡在床上，白天就要去借吃的，但心里还很感谢那位领导，毕竟人家做到了‌‌“网开一面‌‌”没有拆房子，没有打人，没有把他抓起来逼母亲出来自首。

母亲四处躲藏，其实也没有特别好的去处，来回不过是姥姥家和几个姨家轮着住几天。在中国最关键的时候，靠得住的只能是血亲，别的谁都指望不上。有些在远亲家里躲着的，尽管不容易被发现，但却也常被人举报。为了发现超生线索，鼓励告密，告密者可以分得三分之一的计生罚款。很多人躲到怀孕七八个月，被举报了抓走，结果可想而知。在我稍微长大一些，也曾亲见那些被强制抓走的妇女，现场的反抗、打闹，那种愤怒、绝望的眼神与撕心裂肺哭号，直到今天都无法忘记。后来，母亲形说起那段寄人篱下的时间，并不十分伤心，总是很坦然到‌‌“那有什么办法，这就是命‌‌”。母亲并不是迷信，我想当时确实无可奈何，一个人想在国家政策面前有点反抗，只有铤而走险静安天命的份。

东躲西藏，终于熬到了快要生产。母亲所在的学校辗转托人带话，说超生根据规定肯定要被开除，开除算是人生污点，不光彩，不如自己辞职的好。母亲读过书，也很在意自己的颜面，考虑到要坐月子、带孩子，没有时间上课，与其占着位置不工作不如腾出位置给别人，也省得耽误学生，最终自己写了辞职申请。也就从那天母亲就一辈子失去了自己的工作，被迫回到农村，做了一名家庭妇女。而我在‌‌“非法‌‌”出生后，仍然无家可归，只能继续在姥姥家借住。后来我听舅舅开玩笑，让我感谢一只老母鸡，说那时候没有奶粉，家里条件也不好，突然多两张嘴吃饭，生活负担比较重，只能每天喝粥吃鸡蛋补充营养。后来上学，发现似乎80后一代人尤其与姥姥亲密，我想大概是因为有相似的经历。

后来又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父亲凑齐了相当于一年半工资的罚款，我才摘了非法出生的帽子，结束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回到家里。而回来，不过是我原罪生活的开始。交罚款东拼西凑，欠了很多账，也亏钱了很多人情。母亲没了工作，只能回到农村种地养家。分地的时候，因为我是超生的孩子，分不到地。在当时，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没有土地自然觉得比别人低一等。跟同龄的孩子吵起来，他们都会当面骂‌‌“你个吃白饭的‌‌”。有一天因为吃东西跟姐姐吵了起来，她一气之下，一条条的列举我的罪状，说我害的妈妈没了工作，家里被罚了很多钱，生出来没有地，吃的都是她的东西，最终的结论是我根本不该生出来，跟他抢东西，还把家里害惨了。这些话，被反复刺激，我就再也没有忘记。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感到自己被打上了‌‌“非法‌‌”的烙印，觉得从一出生，就欠了国家与家人一屁股债。这种包袱，我想就是出生的原罪。人赤条条的来到世间，本来是平等的，但违法的出生者则从一落生就被烙上了‌‌“罪‌‌”的烙印。逢年过节，家里来了亲戚，父母也会说起感激的话，顺便教育我说将来有出息了可不能忘了这些亲戚等等。似乎从一出生，传统的大家庭观念，就不自觉间捆在了身上。

后来上学了，开始有老师用官方的理论讲解计划生育，我很快就被洗脑，并陷入深深的自卑。我那时候还相信，国家伟大神圣无所不能，它是所有人的父母。国家有计划的削减人口，减轻负担，然后再不分男女老幼的为每个人安排好一切。我作为超生的人，就像小偷一样偷走了别人的资源，扰乱了国家的计划。我还记得老师讲课常用的一幅图片和常描绘的一副蓝图，那幅图片中地球上挤满了黑压压的的人，说如果不计划生育，若干年后地球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而那副蓝图则描绘着，跨入21世纪后，计划生育胜利落实，我国收入大幅提高，每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富裕的年轻父母幸福的跟孩子生活在一起。我当时年幼的心里一阵痛苦，感觉未来幸福的生活就要被剥夺了。

以上的故事，基本都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后来听闻的。但是印象最深的则是，我长大一点亲眼见到的事情。在基层为了完成计划生育指标，手段被用到极致。最严重的时候，开始恢复了连坐，超生的男人被拘留，女人做流产，一个人超生，亲戚和邻居都要被抓。尤其晚上睡觉的时间，狗叫声、哭喊声同时传来，大家就知道，谁家出事了。没有人敢去帮忙，顶多是第二天过去慰问一下，送点吃的。我上学经过的一个村子，有个和蔼的卖豆芽的小老板，有一天我发现他家墙头倒了，房山被捅了个大洞，做豆芽的缸全部被打碎，整个家里跟遭洗劫了一样。后来才知道，就是被计划生育部门‌‌“警告‌‌”了。搞计划生育的有一套理论，你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就是跟国家对着干，跟国家对着干，他们就代表国家让你无路可走。此外，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奇异传闻。老家临近的几个村子一段时间经常失火，大家都搞不清怎么回事。据说后来抓住了一放火的，原来他想要个男孩，一连几胎都是闺女，病急乱投医，有个算命的告诉他烧别人的柴垛，点一百个柴垛就能生出男孩。他就每天去放火，据说烧到90多个的时候被抓了。我当时颇有功亏一篑的惋惜，想着不如让他再烧几个，生个孩子得了。我想这些传言有真有假，难以核实。但是计划生育带来的恐慌与压力，实在足以让人变得荒诞。

计划生育侥幸逃生之后，我就开始了不断的尝试改革之旅。教育改革、高考改革、大学招生改革、就业的改革与此伴随着种种经济改革，每次总能不偏不倚的赶上节拍，且大都成为首批实验对象。我冥冥中觉得，计划生育是一个开端，它预示着一代人在变革年代的承受的颠簸与困苦。我在其中以一个个体，体味着个中的悲欢离合。只是今天，回想计划生育的激进，以及种种近乎残忍的血泪、荒谬与愚昧，使我总对改革总有一点怯意。至少亲历了计划生育，深深体会到改革不可过于激进，过犹不及，不改革不行，而激进式改革的损害同样不可小觑。另一方面，改革最终是人的改革，而不是将人降低为某种资源，或视同草芥，为了某一时期的指标任务就可以置生命于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