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转自醒客网
最近，南京师大音乐学院强迫女生停课陪到校视察的领导跳舞一事经媒体披露，公共舆论哗然。因为教育向被认为更应该保持清白的领域，学校、老师负有向学生“传道”的神圣责任。然而，如今学校却强迫女生陪舞，的确令人震惊、愤怒，但震怒之余，更应该分析、追问这一事件反映出的更深层背景、原因。
在这一事件中班主任老师不直接布置任务，而通知学生到音乐学院书记的办公室接受“重要任务”，足见学校的重视。当学生都认为此“任务”不妥，面有难色时，学院党委副书记却命令说：“你们一定要服从学院安排，这是校长办公室分派下来的，也可以说是校长布置的，你向全班女生讲明这一点，必须要去！他们现在正在参观学校，马上要去。”而正在给学生讲课的教授虽然感到惊讶，但也只能服从命令，中途停课配合“紧急任务”。而学院副书记则是接到了学院党委书记的命令，但这位党委书记也十分无奈：“音乐学院是奉命行事，充其量只算这项任务的执行者。”给学院书记分派这项特殊任务的则是学校校长办公室负责人，但这位负责人也无奈地表示：“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而这一事件中，最主要的角色其实是那些来视察的领导。然而他们的面目却十分模糊，人们不禁要问：他们是谁？是哪一级领导？对此，校方也只能含糊其词地说：“是参加党校学习的一些领导”，“其中有高层的领导干部”。据陪舞的学生说“他们兴致很高”，并“看到学校领导陪他们都是毕恭毕敬的样子”。足见其“来头”确实不小。学校的有意含糊，必有难言之隐。
在这一事件中，权力的层级结构异常清晰有序地表现出来。从班主任到院级领导再到校级领导，最上面是前来“视察”的“高层领导”。我们应当追问的是，对如此有辱斯文之举，学校老师、领导为什么没有一个敢于提出异议？显然，背后是一种权力的逻辑。因为中国的大学其实完全是一个有关行政部门（中央部委或地方政府）严格管理下的一个“下级”行政单位。它的各种资源获取都有赖于各种实权部门的安排，其本身利益并无“保障”。确如南师校办负责人所说：要办好一所大学必须要与社会各界建立广泛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给予支持帮助。因此，在一些交往过程中，出于礼节的需要，“类似这种接待活动也不是第一次。”并坚持认为：“即便是从爱校的角度出发，学生为学校的发展尽点义务也在情理之中。”我相信，南师的校领导看着自己的学生陪舞、并让学生看到自己对“领导”毕恭毕敬，内心肯定也不是滋味。很可能，他们也是“从爱校的角度出发”，为了多争取一些资源而尽此“义务”。
因此，若仅仅严责南师有关领导显失公允，因为这是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的结果。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在其新著《大学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深有体会地说：“一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处长，可以随时召集大学的校长去开会，可以训令大学校长，大学校长没有一点办法，因为你的经费来源都是由他拨的，得罪不起。”尽管《高教法》规定大学有设立内部机构的自主权，但北大在1999年曾把社会科学部和科研部合并成一个部门后，有关领导部门却非常不高兴，“你把社会科学部合并了，如果其他大学都效法，那我以后干什么？所以你合并社会科学部，我就不给你科研经费，北大后来被迫又把它分开。”（第56页）以北大的地位之尊尚且如此，遑论他校！
创办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是国人的深切愿望，而创办一流水平大学的关键并不在经费不足，而在大学是否具有相对独立性。哈佛大学能成为著名大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最大限度地排除外部权力的干扰。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一位心理学教授被怀疑是德国间谍，哈佛大学面临要求解聘他的强大压力，但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洛厄尔明确表示，决不辞退该教授或接受教授的辞呈。他强调说，即使在战争期间大学也不能建立一套审查制度强加于教师，使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受到限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哈佛大学任英国政治学教师的拉斯基是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当时正值西方世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高潮，有人提出解雇拉斯基。洛厄尔校长则坚持认为这关系每位哈佛大学教师能否自由任教的问题，解雇拉斯基就意味着否定学术自由的原则。他认为：“教师在课堂上应绝对自由地讲授其研究的课题，责无旁贷地传授他所发现的真理。这是学术自由的首要原则，违背这一原则就会危及知识的进步。”而没有知识的进步，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大学。
正如张维迎所说：“政府有关部门控制大学的办法之一，就是搞各种各样的评比，像重点学科评比、科研基地评比、跨世纪人才评比，等等。人人都知道这些评比劳民伤财，无聊之至，但谁也不敢不以为然，因为它们是大学获得资源的重要渠道。”（《大学的逻辑》第56页）在被扭曲的制度性安排下，在公开性、透明度不够的情况下，各种“评比”、“验收”很容易变为寻租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