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辉转自苦劳网
合作社（cooperative）在歐洲不僅是生活形態，更是隨處可見的生產經濟。根據統計，歐洲合作社在2015年提供470多萬個就業機會，總營業額達到1,005億歐元，反觀合作社在台灣卻被當成烏托邦神話。但2018年勞工影展「我們一起分大餅」單元所精心挑選的三部紀錄片《合作社鬥陣行》、《我們的義式經濟》、《工人搞公司》，經由「危機」、「經濟」及「勞動自治」的三項軸線，直述以合作為名的企業，如何維繫並運用民主運作、勞動價值及社會共善的核心邏輯，在市場競爭中撐起一個名為「合作經濟」的市場體系，正好足以回應社會對合作社的長期質疑。關於對話與分配的質疑，說穿了是圍繞著「效率」打轉，而效率恰恰是資本主義最專擅的領域，不僅被廣泛運用在人力資源、生產工序及組織管理等層面，甚至是移轉風險的好理由，例如企業大量運用派遣的常見說辭就是因應業務需求進行彈性調節，提昇人力配置效率。因此由效率觀點延伸而來的企業組織想像，自然會對民主決策及平等分配產生套用障礙，認為合作社是不可思議天方夜譚，更難以理解企業如何民主，如何能比企業在危機中更具應變優勢？
所幸《合作社鬥陣行》一片給出了答案，合作社如何調合民主及效率？這正是「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制度設計的巧妙之處，運用正反多元意見的相互辯證，促成社員充分理解不同觀點，再以投票完成集體共決。這種移植於政治性的制度流程，不同於一般企業由上而下，勞工只有接受別無其他選項的權威管理，而是創造出持續性對話吸納並建立社員的全面思考，並以投票共決確保效率，在「Co-thinking」（共思）的情境中，社員不會未明究理前就被迫接受少數人的偏誤決策，反而使得合作社的策略更具長遠的可行性，換句話說，三個臭皮匠必勝一個諸葛亮。
合作社社員與社區居民高度重疊的特質，更足堪稱為「社區企業」的典範。《我們的義式經濟》一片所彰顯的社區就業需求，是基於「人本」而非「獲利」，因此企業在順境中持續掏空社區資源，危機時以關廠歇業拋棄社區，合作社「人與工作的首要地位優於資本」的宗旨，反而是運用社區發展出企業難以仿效的在地性，因此合作社的服務是滿足社區需求，合作社的民主也就自然溢出成為社區民主，所以合作社思維不會存在犠牲勞工拋棄社區的選項，而是更深入社區的將在地需求轉化為創新根源，並鞏固「一個人都不能少」的互惠。
合作社的特質，完全證成《工人搞公司》一片反覆論述的「勞動雇用資本」是一種絕對可行的自治實踐。一如片頭拋出的震撼，「所有人都支持政治民主，卻難以接受經濟民主？」沒有經濟民主，餅再大，勞工仍舊坐不上分配的主桌，因為我們根本不曾當家做主過。
誠心推薦對合作經濟有著濃厚興緻或滿腹疑惑的民眾，切莫錯過2018勞工影展選映的三部紀錄片，這也許是打開合作的第一個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