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是多年来中国社会极具争议的话题。谈到国企改革，很多人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几千万下岗职工，这一群体至今仍被人们视为“被牺牲掉的一代人。”另外，提到国企改革，很多中国学者将其与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进行横向对比，将矛头对准既得利益群体（企业家和官僚阶层），甚至市场经济理念的本身。可见，国企改革对中国经济来说可谓是一块“硬石头”，挥不去绕不开，牵动着体制内外每一人的神经，关乎到众多人的切身利益。
当前，除人民币贬值、A股之外，国企混改可谓是当下中国热门话题。中央高层直接操刀，甚至将其视为深化市场改革的头等要务。据悉，8月31日大阅兵前夕，中国国企新一轮改革的基调浮出水面，并且明确三大方向：国企变成商业类和公益类两类；国资委或“管资本“为主；混改的前提须防国有资产流失。
也就是说，此次国企混改仍将保持企业的国有属性，通过改善国企的经营模式和治理结构，让有市场嗅觉更敏锐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国企的生产、销售、布局和规划中来，提升国企整体效率，进而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从本质上看，仍是中央和各级政府减负的一种手段。当然，也有通过此次混改催生新一轮牛市的战略意图。这点众所周知，本文不再细表。
国企为什么要改革？
为什么国企改革？这无疑是一个大话题！简言之，改革开放之前，国企整体效率是异常低效的，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是经济体制的绝对主宰，一切生产资料统归国有。社会生产、消费、乃至分配听命于政府计划安排。国有企业依照政府部门的统筹和规划展开生产，缺乏自主权和决策权。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导致国企生产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虽然改革开放后政府扩大了国企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但仍很难与民企尤其外资企业同台竞技。反而对各级政府财政形成负担，并且加剧了银行坏账的规模，这构成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直接因素。
病因究竟在哪里？归根结底，在于产权制度并不明晰。西方国家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通常的分离的，作为私人股东出于效益因素，会有足够的动机监督经理人，并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决策中去。相比之下，中国国企从名义上归于“全民所有”，但所谓的全民并无法参与其中。这样一来，国企官僚（管理者）取代名义上的所有者，成为国企的实际控制人。
然而，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作为国企管理者，本质上不过是体制任命派遣出来的“打工者”，他的升降荣誉取决于体制的垂青，而非企业所创造的利润。由于产权制度的缺失，这些代理人甚至不惜通过恶性竞争（不计成本的价格战）以及转移资产的方式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样一来，不仅掏空了国有企业本身，而且导致社会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处于极度紊乱之中。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放开、管理科学”的改制原则，这标志着国企改革踏上了新的征程。无论众多中央还是地方国企，均成为此次动刀的对象。虽然通过“结构性重组”、“减员增效”等甩包袱的手段，众多国企变身成为股份制公司，由于产权明晰提升了整体经营业绩（缓解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压力，同时为其提供利润），但社会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几千万国企职工被迫下岗，成为被牺牲掉的社会群体。
有人说，这是中国社会为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笔者并不同意这一点。无论任何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是增加人们整体幸福，几千万人失业的代价未免太过沉重。也有人认为，这是遵循私有化改革理念所导致的必然恶果。这一点也有待商榷，竞争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缺乏竞争机制的经济体必然运转低效，使社会整体处于贫困状态，计划年代已很好说明这一点。那么问题在于，通过何种举措将国企改革所引发的阵痛降低到最低程度。并且，从长期来说增加社会整体福利，这才是需要考虑和探索的关键，也是此次国企混改必须顾及之处。
国企改革的要义
当年英国私有化改革，至今仍是中国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典范。在当年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私有化涉及了国内2/3的国企，其中近40家曾严重亏损的大国企扭亏为盈。原因何在？作为老牌的金融大国，英国在私有化之初，其国内金融市场机构投资者、诸如保险公司、信托基金等已较为发达。正是这些机构投资者成为国资收购的主要力量。这实质上也等于机构背后的普通民众在购买。这样一来，英国国民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群体。
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末，英国持有股票的人不到10%，但到了90年代初，这个比例上升到了25%。小股东数量从300万猛增至1,000万以上，这在当时，几乎等于每5个英国人就有一名小股东。
后来的俄罗斯在私有化进程中虽也推动了公众持股，但由于没有一个完整的金融市场，并且，由于缺乏社会舆论监督和消息不对称因素，很多寡头和国内银行密谋合作，利用低成本资金用来对俄罗斯国民持有的私有化兑换券进行收购，庞大的国有资产最终落入少数寡头囊中。这使俄罗斯成为寡头经济，众多民众沦落成改革的“牺牲品”。
可以说，国企改革的前提：必须拥有利益制衡机制；强大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拥有健全的资本市场和机构投资者；交易制度公开化、透明化；必要的再就业培训方案；繁荣的民营经济体作为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对失业人员起到分流吸纳作用）；社会补偿机制完善。而以上这些均是当初俄罗斯和拉美国家、包括当前中国所缺失的。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不再继续着墨。此次国企混改，本质来说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这既需要政府的智慧、也需要政府的魄力。尤其关键的是，更需要相对完善的配套环境加以扶持。这也是当下经济学界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