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俞愚的《工人的国企改革观》，很受启发。的确，两年来的经济大讨论、学术争论很热闹！只是工人的声音弱了一点，这是否也是当今工人阶级沦为弱势群体的一种表现呢？当年有大庆工人学两论，天津工人学哲学，今天是否也应有下岗工人来论改革呢？凭着我在国企三十多年的切身感受，尤其是在国企改革中的切肤之痛，忍不住也在此说上几句。
1、 听说和看到的国企之路
建国后诞生了大量的国企。共产党领导打天下，工人阶级当家做了主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人普遍文化程度低，而领导干部多数思想觉悟较高。因而改革前相当一段时间里国企的管理制度基本上是适应当时需要的。这就是当时虽然民主管理程度不高，民主程序不完善，国企仍然能够发展的原因。而如今，工人的文化程度上来了，但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下去了，民主自然成了国企管理的首要问题。
老一代国企工人的文化水平低的原因无须多论。老一代国企管理层思想觉悟高，是因为他们在革命战争大浪淘沙中成长锻炼的结果。老红军、老八路、革命知识分子是企业领导的中坚。在建国后，官僚主义逐步泛滥，党为了防止干部的腐化堕落，进行了多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基本保证了干部队伍的质量。听师傅们讲，国企最好的阶段是在四清运动时期，那时的工人都自觉工作，多做贡献，不讲报酬。到了文革，秩序打乱，才走下坡路。最初，只是极少数上层人有特权，渐渐，基层一些不安分者开始到权势者那里寻求走后门。再渐渐，八十年代以后，后门挤大了，后墙挤垮了，房子拆了，最终成了腐败广场了。腐败广场虽然宽阔，却只是由少数人横行无阻，因而遭到大多数人痛恨。
马克思论述官僚主义怎样形成时讲到，上级不愿看到下级能力比自己强，宁可找两个比自己差的，不愿要一个比自己强的。逐级选拔，造成官僚队伍庞大。头头们多喜欢阿谀奉承、老实听话的，武大郞开店，又要下级不如自己，又要限制机构臃肿，其结果只能是一级不如一级，一拨不如一拨，一代不如一代。三反五反、四清文革，主要目的都是要整党内走资派。当时企业里劳资矛盾还不是非常突出，和现在比好很多，尚且要开展运动教育治理。近二三十年不搞有效的教育干部运动，腐败就泛滥成灾了。我这里不是提倡再搞过去那种政治运动，因为现在搞这种运动非常容易失控。但没有工人参与改革管理监督，干部队伍中正气不占上风，多数企业拿工人当没有思想的机器使用，前景只能会越来越糟。七十年代中期我刚参加国企工作时，看到经过文革洗礼的厂党委书记，当年的女游击队长，穿着工装与工人一起坐在台下，起初我以为她是家属工，直到车间主任请她上台讲话，聆听其生动流畅演说，一打听才知道是当年骑马挎双枪的传奇英雄。现在，车间里很少看到领导了，领导穿工装与工人一起劳动就更难看到了。从前的领导多为群众着想，工人没有太多的意见可讲。开会学习，一个人读大家听，轮到发言，老工人指着共青团员说：“党员跟着领导走，你们跟着党员走，我们跟着你们走。”现在企业是领导们的企业，和工人成了两张皮，领导们只是为“企业”发展，不为工人考虑，工人自己再不替自己说话，就没活路了。当初我们对上面的称呼是“干部”，很少称“领导”，如今不知不觉间只剩下“领导”这一种称呼，不叫一声领导就是大不敬。既然工人们这么敬仰领导，领导就该领出个好样子来，导出个高水平来。可近年来，我们被他们一步步领到了沟里。
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社会化生产需要良好的生产关系。对工厂和工人来说，劳动技能、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上下级之间、部门工种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关系。我把职工大体分为四个类型。第一种是干工作好，关系也好。第二种是干活儿好，但不善于搞关系。第三种是干工作差，关系搞得好。第四种则是两样都搞不好。第一种和第四种职工是少数，第二种最多，第三种次之。干工作大致分两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搞关系也分两种，一是与领导的关系，一是与工友的关系，这里主要讲的是与领导的关系。第一种人中擅长生产管理的当了领导，在思想素质管理水平上提高，往往就成为好干部；第三种人活干不好或不愿干，与领导关系好，自然利益多多，容易升迁。与领导关系好，与群众关系不好，这种人压根不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当然做不成三个代表。其中部分人当上官，也很难指望他真抓实干，必然就弄虚作假、溜须拍马，成了庸官、贪官。早期第一种人走上领导岗位的多，后来不正之风越刮越猛，第三种人当官的数量增加得越来越快。其他人本来对第三种人反感，当第三种人当上官并渐渐成了主流后，倒行逆施，无疑会大大伤害生产积极性，企业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2、我们身边的“改革阵痛”
文革过后，改革到来，开始长工资。按资历普遍上调虽然不合理，但不闹内部纠纷。打破大锅饭，实行按劳分配。理论上讲得很好，看技术高低、贡献大小、工作态度好坏，实际上你说谁低谁小谁差，符合实际还有意见呢，何况调资过程中营私舞弊多多。长百分之三、百分之五指标，工人有意见，大多是背后发发牢骚。长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干活好没调上的既没得着钱又丢面子，哪个不气急败坏？不用调查，看谁气得要命，就是谁最屈，假装哭叫发牢骚但底气不足，就算没屈着。长工资的结果往往是，长上的积极性没调动上来，，没长上的积极性调动下去了。我就看到一个班组，安排工作后，多数人没到工作现场，有找理由有不找理由的全捉迷藏溜边，那个长上工资的说，太累了，早知这样，我宁可不长工资。
文革那一段没有奖金时，该踏实干活的照样踏实干活。恢复奖金制度，当领导的又多了一条以权谋私的路径，分配不合理很可能把原来踏实干活的人伤害了。一件工作，没奖金，不干，给少了，不愿干，都影响情绪，想合理都难，何况有些掌权的压根没想把它整合理。钱不咬手，人人想要，我也知道奖金越多越好。可是发奖金的初衷是什么，调动积极性嘛。不公平的分配结果，只调动了争奖金的积极性，伤害了干工作的积极性。
再后来有了岗位工资。韩信点钱，多多益善，可惜没能皆大欢喜。第三种人岗位又上去了，第二种人更失落了。不断拉大收入差距，直接创造价值的人或计件或拿日薪顶多是拿月薪，人家领导那厢已经拿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年薪了。如果领导有方，给大家创造财富，咱感激不尽。可惜运气总是不够好，摊不上好领导。
以上这些还都能扛得住，谁让咱工人阶级硬骨头，咱特别能战斗呢。接下来还有减员增效、竞争上岗，你想干人家不用你。假如国家、行业制定一个比较具体的、可行性较强的减员办法或条例，一贯到底，在基层实施，也许还能公平点。这具体办法都是本单位当官的自己定，文件之外还有各种欺骗胁迫的手段。这时他们的聪明才智都发挥出来了，他想让你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想让你下，没条件要下，有条件摧毁条件也要下。我周围就有工作任劳任怨的班组骨干、演讲比赛第一名、英语考试第一名在竞争中下岗。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你文的强，他用武对付你；你武的行，他用文来收拾你。班组干活的他让你笔答脱离实际的题，你机关干部他组织一帮评委给你打分。如果万一没留神你竞争上来了，他还可以用岗位需要、机构变动、组织调动等种种理由让你下来。
他们主导的企业改革不断出现新气象。再接下来是提前退休。你老党员老工人老干部，思想观念不解放不敢多吃多占贪污受贿，他告诉你今后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领导上关心爱护你们，回家颐神养寿去吧。你退休回家第二天他们就长工资。提前退休你年龄不够是吧，还有退养还有买断等着你。最惨的是他腰包胀满了，把企业搞垮了，企业停产放假、破产倒闭、合资出售、MBO，让你下岗失业回家，吃上顿没下顿，连低保都拿不到。领导一旦当了老板，企业就奇迹般地新生了，你还得求他赏口饭吃。昨天工作没送礼，今天送礼找工作，让大小老板敲骨吸髓，老板还嫌你骨瘦如柴没油水可榨。
减员真能增效吗？官员利益应当服从企业整体利益，企业利益应当服从全社会利益。把第三四两种人减掉能增效，恰恰第二种人在企业最多，不会与领导搞关系，被减掉了。减员只对官员自己有利，对全社会不利，就是伪改革。连历以宁都说减员增效是馊主意了。让工人回家呆着，你总不能把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灭吧。给口饭，吃不饱，难道还不让喊叫吗？威胁恐吓工人，一批一批地收拾。当初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犹太人、……我都以为没我的事，如今轮到追杀我，没人帮我了。中国工人目前正是这种状态。拿年轻工人挤老工人，拿临时工挤正式工，用贫困地区的劳动力挤发达地区的，致使技术水平下降，事故频发，企业发展无后劲。
再说搞多种经营，分流办实业。从主业转到多经当领导骨干，假如原来挣的一分不少得，在多经这里再拿一份，当然欢喜。多经搞得好，收入比在主业多，谁不高兴。假如多经效益不如主业，原来的钱又不给了，凭什么让我到多经。本来在多经这些年就够委屈了，现在又要主辅分离。以前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从此一家分成两三家，形同陌路，主业再不照顾，收入一落千丈。有的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主辅分离好，让他来当辅试试。多经剥离、企办教育剥离、职工医院剥离，愿意分开的，都是前景好；不愿分开，准是收入下降。国家说剥离企业办学校就高不就低，他们可不管什么国家利益、群众利益，利用权力歪曲政策把你一脚踢开拉倒。企业搞不好，是领导层不行，却一劲整工人。说什么企业负担重，你穿上马甲没把企业整好，脱了马甲我照样认识你。
毛主席早就说过：“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企业的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些一心想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企领导人盼着主流们不断出改革新理论，好让他们有机可乘。广大工人们一听到又要新的改革就胆战心惊，房改医改教改股改，终于改成了无产阶级。
产生以上这些现象的根源是什么，没有民主。如果说，我国早期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完善的基层民主还可以，到了现在，没有基层民主则寸步难行。所以胡锦涛主席访美演讲中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我们感到非常亲切。我也同意大家的观点，民主首先要在工厂农村基层企业实行，别来那些虚飘的离我们太远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