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综合新闻 > 正文

中国反右斗争观察:《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七》“左”氏春秋自纪 六、老师和亲友中的右派/汪廷

2019年12月28日 综合新闻 ⁄ 共 3223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这里仅限于叙述1958年已知的中山大学的右派老师 和湖南的几位亲友。中大未正式戴右派帽子的刘节师也在叙述之列。
中大大学历史系定为右派的老师,我只知道3位: (博讯 boxun.com)

曾纪经教授。当时约50余岁,为人正直刚毅,教过我的历史文选课,对学生要求极严,有高血压症,一发怒就满面通红。他的“右派”言论及处分情况我不清楚。几十年后才知道,他在1960年代初曾参与中大历史系搜集整理关于《林则徐集》的资料,含冤去世较早。
罗应荣先生。法国留学生,副教授。未教过我的课。因其治外国史,简默与他接触稍多。他的主要言论是;粮食统购统销,必须凭粮票买粮,粮食紧张了,没有粮票,只好讨饭,怕讨饭也难(大意如此)。为此,他被定为“极右分子”。20世纪末,端木正老师告诉我,罗先生极惨,后来被开除公职,无处谋生,较早地含冤辞世。
端木正先生。安徽安庆人,巴黎大学法学博士,1958年38岁,副教授,教过我的世界近代史。他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近年我问他,他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仅有一次,我到系办公室,见他被勒令替别人抄写大字报。我所认识的同难,他大概是最幸运而较有后福的一个。1984年我到广州工作以后,常去看望端木老,知道他在“文革”时曾到英德蹲过牛棚。改革开放后,他是中山大学法律系教授,第一任系主任,后又是广东省人大副主委。1990年代前后,入京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仍一直为中大法律系研究生授课。因而每年要从北京回广州两次。后虽无实职,却仍未退休。与老伴姜凝情深谊笃,顷刻不离。子女孙辈俱已成长有为,分居京穗,两地均享天伦之乐。2004年84岁,目力特佳,既不近视,亦无老花,小字照看不误,日常以读书为乐。前些年曾以所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史辞典》及论文集《法国史研究文选》相赠(2006年病故)。
其他各系、室的老师也略知道几位:
叶启芳。中文系教授,解放前我已知其名,但具体情况了解甚少。
詹安泰。中文系二级教授,在全国很有名气,对其具体情况同样了解甚少。
董每戡。中文系二级教授。1950年我在湖南便见过他,那时是湖南大学教授。他是戏剧专家,院系调整后才调到中大。他的主要言论是:共产党员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寡妇面孔,一副是屠夫面孔。这话是说得刻薄,但如说有些共产党员有两副不同的面孔,则大致不差。一面笑呵呵地鼓励鸣放;而同时正在看引蛇出洞,怕面孔不大和善吧。董先生被打成极右,失去公职,在家乡长沙长期穷愁,老病凄惨。闻“改正”后本要在长沙就地安排他的工作,他坚持一定要回中大,不久就去世了。
马列教研室的罗克订先生,二级教授。我未见过罗先生,但解放后即知其名。他是治哲学的。当时全国的哲学教师,大多不懂自然科学,教课或写文章,不得不引述一些自然现象时,都是照抄照搬,自己也未见得真懂,不能不说是水平很差。罗先生则不然,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是较丰富的,被整倒十分可惜。闻当时马列教研室有整人的“棍子”,罗先生倒后颇为得势。
被定为内控右派的刘节先生。刘先生是温州人。父景晨,是温州著名民主人士、诗人。新近温州出版了刘先生父子的纪念集,详述景晨公80高龄时被戴上右派桂冠。述及刘节先生,只讲到他如何如何历受批判,而未提及曾是内控右派。言及其晚年病中,来看望他的人中有黄华汉其人,实是把黄汉华错成了黄华汉。黄是具体“帮助”我的同班同学,1957年是历史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毕业后留校,长期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等职(1991年病故)。约20世纪80年代末,他亲口对我说:“刘节先生是内控右派”。他从来是严肃的,此语定然真实。由于内控右派从不公开宣布,没有戴过帽子,党内也很少人知,被内控的本人亦不知道,所以此后也不存在“改正”问题,而暗消了。按照刘先生当时的言论和态度,是完全可以划成右派的,其所以手下留情,决不会因为他是二级教授(上述詹、董、罗三位二级教授都是照打不误),最大原因当是照顾陈寅格先生(反右中陈老绝对受保护,“文革”中才能批斗他)。因为刘节先生是陈大师身边的嫡传弟子。
我进中大时,刘先生是历史系主任,对我颇为青睐,并教过我们的中国史学史课程。他非常爱护学生,诲人不倦,家中藏书极多。我曾拜访过他多次,并向他借过书看。本级10余位同学请他私下为我们开《诗经》,也是由我联系的。而私下从他受业获益较大的,则是我的下一级的几位同学,我所知的有江升日、姜伯勤(现为中大历史系博士导师)和李叔华等。凡是向先生求教和“开小灶”课外授业的,他有求必应,毫不顾忌可能招致的“拉拢学生”之嫌。在学术上,他唯真理是从,敢于坚持已见,不肯讲假话,决不见风使舵,明哲保身。在反右之后乃至“文革”时期,他仍老实承认自己的唯心论观点依然存在,并说在某种情况下“唯心论还是有些好处的”。看,刘先生是多么可爱!几十年来,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并非唯心论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固是事实,设若某个、某些无所畏惧者,为一已之私欲而专为损人利已,暴戾恣睢,无恶不作,那么信神信上帝,信因果报应而心有畏惧者,就不得不有所收敛或放下屠刀,岂不比那种无所畏惧者好一些。
当我1984年到广州工作之后,某年在中大宴请老师的筵席上,一位老师言及当年亲历情景,说:“文革”中,腿已跌断的陈寅老也不被放过,历史系一定要他到会,批斗他。刘老师本已是屡被批斗的受害者,这时挺身而出,要求代替身已的恩师接受批斗,被允。刘师在台上被斗二、三小时。走下台来,批斗者围上来问:“刘先生在被斗中的感受如何?”应声而答曰:“我的感受是能为我的老师接受批斗,是我的莫大光荣。”(此情节在后来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及刘先生父子的《纪念集》中均有记载)闻此情景,我兴奋之极,心潮澎湃,突然站起,击桌称快。刘先生身矮且瘦,在万丈深渊之缘,正气磅礴,真是好一个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我以为刘先生的上述种种尊师爱生、品德气节,是为学人师表、楷模,其谁曰不然。
在中大以外,以前工作过的湖南农学院,也传来“二张”罹难的信息。
张应春。湖南醴陵人,抗日战争时毕业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即钱钟书先生《围城》小说中的三闾大学)理化系。1941年,全国高等学校一年级课程的中、外、数、理、化五门主课统一考试,他是师范类第一名(非师范类第一名是杨振宁),获林森奖学金。是个极其聪明、文理兼长、品德高尚的书生。1957年,任湖南农学院讲师(时已报批副教授)兼工会主席。他身兼数职,殚智竭虑,日夜操忙(晚上还要教职工夜校),且已是中共候补党员,又是1956年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因是工会主席,被授意带头“鸣放”而致落马。由于他课教得好,备受学生欢迎,只受降一级(连工资)处分,继续教课。
其后,湖南农学院分出湖南林学院,又合并到设在广州的中南林学院。此时已摘掉右派帽子。“文革”初期,他仍在牛鬼蛇神之列,勒令剃光头,在食堂就餐时有专席,桌上置牌,上书“牛槽”二字,备受人格侮辱。进“牛棚”则更不在话下。改革开放后,中南林学院迁湖南株洲,1988年以教授、硕士生导师退休,2003年初逝世。
张应春是我表姐夫,我与他在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农学院共事七年,是最了解他的。他是个德才兼备的非常优秀的人才,而终身只教多门基础课和只有很少的发明创造,太可惜了。为什么20多岁时与杨振宁并驾齐驱,后来却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呢?
张梓敬。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教政治经济学,民主同盟成员。我在湖南农学院时,与他处得很好, 共同点是好学,常在一起讨论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他平时爱发议论,颇无忌讳。他“鸣放”了 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据他的为人和多言,在这场运动中遭劫是在所必然的。他的处分比张应春要重,后来一直在原单位劳动改造。
我与二张交深,且与张梓敬“气味相投”。此后,有亲友对我说:“你如不进大学,或许不会成为右派。”我说:不然,我凭我的不合时宜,不读大学,仍在农院工作,或者在别的什么单位工作,只要遇到反右运动,我就一定要成为右派,绝不可能幸免。

给我留言

您必须 [ 登录 ] 才能发表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