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这里仅限于叙述1958年已知的中山大学的右派老师 和湖南的几位亲友。中大未正式戴右派帽子的刘节师也在叙述之列。
中大大学历史系定为右派的老师，我只知道3位： (博讯 boxun.com)
曾纪经教授。当时约50余岁，为人正直刚毅，教过我的历史文选课，对学生要求极严，有高血压症，一发怒就满面通红。他的“右派”言论及处分情况我不清楚。几十年后才知道，他在1960年代初曾参与中大历史系搜集整理关于《林则徐集》的资料，含冤去世较早。
罗应荣先生。法国留学生，副教授。未教过我的课。因其治外国史，简默与他接触稍多。他的主要言论是；粮食统购统销，必须凭粮票买粮，粮食紧张了，没有粮票，只好讨饭，怕讨饭也难（大意如此）。为此，他被定为“极右分子”。20世纪末，端木正老师告诉我，罗先生极惨，后来被开除公职，无处谋生，较早地含冤辞世。
端木正先生。安徽安庆人，巴黎大学法学博士，1958年38岁，副教授，教过我的世界近代史。他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近年我问他，他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仅有一次，我到系办公室，见他被勒令替别人抄写大字报。我所认识的同难，他大概是最幸运而较有后福的一个。1984年我到广州工作以后，常去看望端木老，知道他在“文革”时曾到英德蹲过牛棚。改革开放后，他是中山大学法律系教授，第一任系主任，后又是广东省人大副主委。1990年代前后，入京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仍一直为中大法律系研究生授课。因而每年要从北京回广州两次。后虽无实职，却仍未退休。与老伴姜凝情深谊笃，顷刻不离。子女孙辈俱已成长有为，分居京穗，两地均享天伦之乐。2004年84岁，目力特佳，既不近视，亦无老花，小字照看不误，日常以读书为乐。前些年曾以所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史辞典》及论文集《法国史研究文选》相赠(2006年病故)。
其他各系、室的老师也略知道几位：
叶启芳。中文系教授，解放前我已知其名，但具体情况了解甚少。
詹安泰。中文系二级教授，在全国很有名气，对其具体情况同样了解甚少。
董每戡。中文系二级教授。1950年我在湖南便见过他，那时是湖南大学教授。他是戏剧专家，院系调整后才调到中大。他的主要言论是：共产党员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寡妇面孔，一副是屠夫面孔。这话是说得刻薄，但如说有些共产党员有两副不同的面孔，则大致不差。一面笑呵呵地鼓励鸣放；而同时正在看引蛇出洞，怕面孔不大和善吧。董先生被打成极右，失去公职，在家乡长沙长期穷愁，老病凄惨。闻“改正”后本要在长沙就地安排他的工作，他坚持一定要回中大，不久就去世了。
马列教研室的罗克订先生，二级教授。我未见过罗先生，但解放后即知其名。他是治哲学的。当时全国的哲学教师，大多不懂自然科学，教课或写文章，不得不引述一些自然现象时，都是照抄照搬，自己也未见得真懂，不能不说是水平很差。罗先生则不然，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是较丰富的，被整倒十分可惜。闻当时马列教研室有整人的“棍子”，罗先生倒后颇为得势。
被定为内控右派的刘节先生。刘先生是温州人。父景晨，是温州著名民主人士、诗人。新近温州出版了刘先生父子的纪念集，详述景晨公80高龄时被戴上右派桂冠。述及刘节先生，只讲到他如何如何历受批判，而未提及曾是内控右派。言及其晚年病中，来看望他的人中有黄华汉其人，实是把黄汉华错成了黄华汉。黄是具体“帮助”我的同班同学，1957年是历史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毕业后留校，长期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等职（1991年病故）。约20世纪80年代末，他亲口对我说：“刘节先生是内控右派”。他从来是严肃的，此语定然真实。由于内控右派从不公开宣布，没有戴过帽子，党内也很少人知，被内控的本人亦不知道，所以此后也不存在“改正”问题，而暗消了。按照刘先生当时的言论和态度，是完全可以划成右派的，其所以手下留情，决不会因为他是二级教授（上述詹、董、罗三位二级教授都是照打不误），最大原因当是照顾陈寅格先生（反右中陈老绝对受保护，“文革”中才能批斗他）。因为刘节先生是陈大师身边的嫡传弟子。
我进中大时，刘先生是历史系主任，对我颇为青睐，并教过我们的中国史学史课程。他非常爱护学生，诲人不倦，家中藏书极多。我曾拜访过他多次，并向他借过书看。本级10余位同学请他私下为我们开《诗经》，也是由我联系的。而私下从他受业获益较大的，则是我的下一级的几位同学，我所知的有江升日、姜伯勤（现为中大历史系博士导师）和李叔华等。凡是向先生求教和“开小灶”课外授业的，他有求必应，毫不顾忌可能招致的“拉拢学生”之嫌。在学术上，他唯真理是从，敢于坚持已见，不肯讲假话，决不见风使舵，明哲保身。在反右之后乃至“文革”时期，他仍老实承认自己的唯心论观点依然存在，并说在某种情况下“唯心论还是有些好处的”。看，刘先生是多么可爱！几十年来，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并非唯心论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固是事实，设若某个、某些无所畏惧者，为一已之私欲而专为损人利已，暴戾恣睢，无恶不作，那么信神信上帝，信因果报应而心有畏惧者，就不得不有所收敛或放下屠刀，岂不比那种无所畏惧者好一些。
当我1984年到广州工作之后，某年在中大宴请老师的筵席上，一位老师言及当年亲历情景，说：“文革”中，腿已跌断的陈寅老也不被放过，历史系一定要他到会，批斗他。刘老师本已是屡被批斗的受害者，这时挺身而出，要求代替身已的恩师接受批斗，被允。刘师在台上被斗二、三小时。走下台来，批斗者围上来问：“刘先生在被斗中的感受如何？”应声而答曰：“我的感受是能为我的老师接受批斗，是我的莫大光荣。”（此情节在后来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及刘先生父子的《纪念集》中均有记载）闻此情景，我兴奋之极，心潮澎湃，突然站起，击桌称快。刘先生身矮且瘦，在万丈深渊之缘，正气磅礴，真是好一个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我以为刘先生的上述种种尊师爱生、品德气节，是为学人师表、楷模，其谁曰不然。
在中大以外，以前工作过的湖南农学院，也传来“二张”罹难的信息。
张应春。湖南醴陵人，抗日战争时毕业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即钱钟书先生《围城》小说中的三闾大学）理化系。1941年，全国高等学校一年级课程的中、外、数、理、化五门主课统一考试，他是师范类第一名（非师范类第一名是杨振宁），获林森奖学金。是个极其聪明、文理兼长、品德高尚的书生。1957年，任湖南农学院讲师（时已报批副教授）兼工会主席。他身兼数职，殚智竭虑，日夜操忙（晚上还要教职工夜校），且已是中共候补党员，又是1956年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因是工会主席，被授意带头“鸣放”而致落马。由于他课教得好，备受学生欢迎，只受降一级（连工资）处分，继续教课。
其后，湖南农学院分出湖南林学院，又合并到设在广州的中南林学院。此时已摘掉右派帽子。“文革”初期，他仍在牛鬼蛇神之列，勒令剃光头，在食堂就餐时有专席，桌上置牌，上书“牛槽”二字，备受人格侮辱。进“牛棚”则更不在话下。改革开放后，中南林学院迁湖南株洲，1988年以教授、硕士生导师退休，2003年初逝世。
张应春是我表姐夫，我与他在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农学院共事七年，是最了解他的。他是个德才兼备的非常优秀的人才，而终身只教多门基础课和只有很少的发明创造，太可惜了。为什么20多岁时与杨振宁并驾齐驱，后来却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呢？
张梓敬。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教政治经济学，民主同盟成员。我在湖南农学院时，与他处得很好， 共同点是好学，常在一起讨论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他平时爱发议论，颇无忌讳。他“鸣放”了 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据他的为人和多言，在这场运动中遭劫是在所必然的。他的处分比张应春要重，后来一直在原单位劳动改造。
我与二张交深，且与张梓敬“气味相投”。此后，有亲友对我说：“你如不进大学，或许不会成为右派。”我说：不然，我凭我的不合时宜，不读大学，仍在农院工作，或者在别的什么单位工作，只要遇到反右运动，我就一定要成为右派，绝不可能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