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国强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9月21日，河南艾滋血祸的揭发人之一王淑平在美国犹他州的家附近郊游时，不幸心脏病突发去世。
王淑平的丈夫盖瑞·克里斯汀生（Gary Christensen）把她抱在怀中，握紧她的手，同行人士中有医生对其进行心肺复苏（CPR）超过四十五分钟，但是最终无法见效。
这位在河南艾滋血祸中试图挽救成千上万条性命的医学工作者王淑平，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离世，享年五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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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16日，第一份有关河南农村献血人员感染艾滋病的报告上报到国家卫生部，写报告的人是原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的负责人王淑平。
1990年代初，为了缓解城市中的“血荒”问题，政府采取了“计划献血”的政策，鼓励农民工献血卖血。中国正值发展自身血液制品医疗产业的起步阶段，抽验流程尚不完善，为艾滋病的蔓延埋下隐患。
1993年，王淑平发现部分献血者肝化验数据异常，发觉有丙肝流行。 1995年，她首次化验检测到艾滋病例，然后收集各地样本，发现HIV抗体阳性反应率均在13%左右，因此携带样本到北京拜访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曾毅，最终上报艾滋病流行。
但是，地方政府此后一直采取遮掩、打压的态度，阻挠科学家深入调查，王淑平所在单位亦被解散。2001年之后，王淑平被迫远走美国，先后在威斯康星医学院和犹他大学做免疫学等相关研究。她的一双儿女延续王淑平的父亲之姓和母亲的职业，Julie Zou和David Zou都进入了医疗领域。
虽然远在重洋之外，每当王淑平接受采访或者发布文章为中国艾滋问题发声，中国安全部门的人就会拜访、威胁她在国内的家人、好友和前同事。
在以王淑平事迹为蓝本的舞台剧《地狱宫殿的国王》（The King of Hell’s Palace）在伦敦上演之前，她在国内的亲友再次遭到中国国安部约谈，但是王淑平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写到，“唯一一件比对抗共产党和安全部门的警察更困难的事就是，不要屈服于来自朋友和亲人因为你挺身而出而遭受生命威胁的压力。”
河南艾滋血祸揭发者王淑平（中）与舞台剧《地狱宫殿的国王》的演员合影（高雅竹提供）
河南艾滋血祸揭发者王淑平（中）与舞台剧《地狱宫殿的国王》的演员合影（高雅竹提供）
王淑平的后半段人生和河南的艾滋病人仍然息息相关。2012年， 中国卫生部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在耄耋之年发表致胡锦涛公开信，举报李长春和李克强担任河南省领导时严重失职，导致大规模艾滋病流行。王淑平受其鼓舞，以第一人称发布了1995年她在发现河南艾滋疫情之后的详细遭遇，力争填补历史的缺口。此外，王淑平每年都会应犹他大学之邀，给医学院的研究生分享当年河南的艾滋病疫情状况。
王淑平的母亲曾经是一名医生，王淑平在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要继承母亲的衣钵，从事医学研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淑平目睹父母被迫跪在上千位村民面前接受批斗，仅仅因为她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士兵。红卫兵称王淑平为”间谍之女“， 试图让她也加入对父母的批斗大潮，但是王淑平拒绝妥协。
王淑平的父亲被流放到西部之后，母亲行医养家，以医治病人来换取鸡蛋和花朵。父亲归家之后，在五十多岁就去世了。
盖瑞回忆道，王淑平跟他反复讲过一个故事是，小时候她被带到一个警察局，坐在一个木板上，一个身形巨大的男人走进门，要求她泄漏家里的秘密，质问她隐藏的收音机在哪里。王淑平觉得这是不对的，她的父母都是好人，所以她起身反抗，结局就是她要承担在八岁被退学的代价。
王淑平被赶出学校，但是她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站在教室旁边透过窗户看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直到同学们关上窗户。十三岁时，她离开家乡，把姓从邹改为王, 为了重返学校，她离开了母亲，被身为共产党干部的叔叔收养。
丈夫盖瑞认为王淑平是一个温柔、谦逊、善良的人，对大自然和小动物都充满爱心，希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快乐。盖瑞与王淑平在2003年相识于线上交友网站， “我被她对生命的热爱所吸引，她太善良了，我的家人立即爱上了她。”
“她的离去将给我们留下一个巨大的缺口。” 盖瑞说。
现旅居美国的中国艾滋病防治教育专家，前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认为，王淑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见证，但是很不幸的就是，王淑平的研究最终没有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公开。
至于王淑平揭发对抗的血浆经济还存在与否，万延海认为这不好说：
“她采集了很多的数据，做了研究，又受到迫害。这个体制直到现在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从1994、95年到现在，整整二十五年的时间，中国政府还一直继续地掩盖真相，用国家安全部门， 用暴力阻止真相的公开。” 万延海说。
如今，致力于推进中国艾滋病防治的高耀洁、胡佳等医生和社会活动家，或去国或被捕。病人群体的抗争断断续续，也时常被政府噤声。
美国的改变中国网站(ChinaChange.org)创办人曹雅学认为，王淑平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她是个默默无闻的人, 但是她觉得在艾滋病这样的大事情上，关系到那么多人的生命，她有一个做人的责任。
曹雅学说：“中国是一个明哲保身的社会，就是说大家都只看利害，不看是非，所以我对这种在是非面前感到自己有做人的义务，有做人的责任，作为一个职业卫生工作人员，有自己的职业责任，我对这样的普通人很感兴趣，而且很敬佩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