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玲转自北京守望教会
一
美国神学家尼布尔曾经给政治有一个定义，他说一个社会的形成就是政治，他说政治就是直到一个社会的形成。因为有一百个人或者五百个人不代表有一个社会，就好像一辆波音的飞机，我坐飞机到香港的时候，这一班飞机出现了故障，后来他们就派了一个很大的波音757的飞机，把三个航班的人一起塞了进去，差不多坐了四五百人。这四五百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如果我们假设它遇到空难，坠落到一个孤岛上面，像美国的一个电视剧《迷失》，当飞机掉在那个岛上的时候，若掉下去有二百人，他们就会经历到一个形成社会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做政治。因为那二百个人在这个岛上碰巧有几个人是互相认识的，碰巧有几个人是老乡，碰巧大家都还能说同一种语言。这让他们互相之间会连接互助，可这些都不足以形成一个社会。这二百个人如何在那个荒岛上形成一个社会，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在《迷失》的电视剧中，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叫洛克的人，他要去修一座教堂，就跑去砍树。别人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他要去修一个教堂。这个情节是很有意思的，它反映了整个西方社会在过去这两千年，在福音传到罗马之后的整个西方社会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没有教堂，其实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社会。
自五旬节圣灵降临，代表着一个新的社会、甚至是一个新的城邦的形成。在五旬节的时候，耶稣在升天之前就选定了这十二个使徒，当时只剩十一个。所以在那之前他们一定要做一个预备的工作，就是要把第十二个人选出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在我的教会里面有五个长老，如果有一个长老生病出问题或者在信仰上跌倒出问题了，我们不会说一定要选一个人来补他的位置。至于将来我们看到有一个弟兄很合适，我们决定再增选一个长老，当然也可以，可是这不是为了要补哪一个长老的位置。但是十一个使徒一定要选一个人来补犹大的位置，非常清楚的就是要来替代犹大的位份，为什么呢？从神学上来讲十二个使徒代表着整个的以色列，代表着新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代表着那个要扩散到地上万族，分散到地上各国里面去的主的教会的一个合法的代表。在某个宪政的意义上，在盟约的意义上，你可以说十二使徒就代表着整个教会，所以一定要是十二，十一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十一就等于零，一定是十二个。所以这十二个门徒就代表着那个新要形成的社会，新要形成的那一座新的上帝之城，是一个在地上眼睛看得见的社会。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因为一个超自然的上帝的工作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那一天约增加了三千人。这三千人就聚集在一起，他们天天在殿里、在家中祷告、互相擘饼、用饭，甚至把所有的拿出来，基本上是建立了一个公社。所以他们就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的共同体、文化的共同体、经济的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属灵的我们称之为信仰的共同体。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来看，他们首先是一个社会的共同体，如果这个时候你来对照希腊和罗马社会的历史背景，你会发现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为在当时的罗马是在公元前27年的时候，屋大维开始称之为元首或者叫第一公民，我们通常管他叫凯撒，通常管他叫第一个罗马皇帝，意味着罗马共和国就消亡了。在公元前纪年的前后，罗马的共和制度消亡了，转变为了帝国的体制。在五旬节教会建立的时候，发生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这十二使徒代表的是一个新的共和体。在当时的历史上你会发现旧的共和消失了，从罗马、希腊世界而言是从共和进入到了帝国，但在教会这里，教会代表着什么呢？新约教会在历史上是在希腊、罗马的背景下面的出现，代表着新的社会，而这个新的社会是一个共和的社会。这一个在信仰当中的共和跟正在消失的那一个政治上的共和，形成了一个相当鲜明的对比。
在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背景，觉得它对我们来理解从城市家庭教会，或者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我们面对的政治挑战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的中国其实是一片散沙，传统像梁漱溟说到中国文化的特点，说中国是只有个人，但是没有社会。我们也都知道整个的中国是在政治国家过于强大，而市民社会过于弱小，甚至几乎说是没有。现代化的过程，一个方面是政治国家的转型，可是这个政治国家的转型是取决于政治国家之外有没有新的社会的诞生。在政治国家之外的那一个新的社会的诞生与形成，才能最后带来政治国家的转型。
从西方基督教的历史来讲，第一，没有教会其实就没有社会。在罗马帝国整个衰败跟结束的过程，甚至堕落到了欧洲的所谓黑暗时代之后，你非常清楚的看到是有教会才有社会。第二、教会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第三、教会也在社会当中。所以我们始终来面对的就是从基督教的神学术语来讲，就是地上之城跟上帝之城二元对立的关系，它们又重叠，但是又不同的关系。从一种世俗的政治学的理论来讲的话，就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的关系。我们需要在这个架构当中来理解教会所面对的政治的挑战。
当我们来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有点委屈的地位了，我们很可怜，因为我们都在面临这样的挑战，我们总是落后挨打的一群，我们总是被逼得到处跑的一群。但是在上面的框架下，我们就可以看中国城市教会是对政治的祝福，政治需要城市教会所带给它的祝福。就好像我们教会，我跟宗教局的干部在一次谈话的时候（他们来我们教会骚扰我们的时候），就说到登记的问题。与刚才我讲整个西方近代社会的形成相关，我就跟他讲，第一我们不会在你的宗教局来登记；第二我们期望有一天可以在民政部门作为一个独立的（你不干预我们的信仰）、跟社会其它的NGO组织、宗教类或非宗教类的这种组织一样的来登记。我又说：但是在我们还没有到民政部登记之前，我们仍然是家庭，我们仍然是教会；我们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之前，教会还是教会。但是，在教会没有到民政部门登记之前，民政部根本就不是民政部。所以民政部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转型，民政部只是挂了一个牌子，它若成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政部，是我们在那里登记后才能帮它成为民政部。我就跟他们讲，不是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是我们要帮助你们，不是你们帮助我们走向合法化的道路，是教会要帮助中国这个国家走向合法化的道路，是我们要来帮助中国社会的转型。
所以一个方面，教会当然是面对政治的挑战，但其实政治一直面对的是教会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我有一个理论叫“三次的文革”。第一场的文革就是打击基督教跟其它所有的宗教。所以第一场的文革是宗教的文革，从1953年就开始在基督教的三自更新运动，其它的封建迷信、反动会道门派都一起打了。 第二场的文革是针对资本家的。是到1956年完成的经济公有制和集体制的转型，消灭了资产阶级。第三场的文革是1957年开始的针对知识分子。你会非常清楚的发现共产党执政之后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来自于宗教，这是对这个政权而言最大的挑战，若同时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几个领域来看的话，会发现它把宗教当成第一大敌人，它首先要搞定宗教，先搞定有信仰的人，然后搞定有钱的人。对于那些又没有钱又没有信仰的知识分子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他们是无根的阶层，他们又没有信仰的根基，又没有经济的基础。
今天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一般的民众，如果在对社会的理解和个人的理解里面来排序的话，今天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跟一般公众都不会把宗教（信仰）排到比较靠前的领域当中，一定是政治最重要，或者是经济挂帅最重要了，不可能是宗教最重要。但是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之后，按刚才我说的尼布尔讲的这个定义，完成了一个社会的形成就是政治的这个过程。所以并不是打下天下就自然有了一个新的社会，一定要透过一个广义上的过程去形成这个社会。一个新的社会的形成就是政治的过程，形成社会的第一步要打击的重点就是宗教，第二步是有钱人，第三步才是知识分子。在我有一次和一些知识分子这样讲的时候，我说我这样讲会不会让你有一点失落，就是原来你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那么重要。对于共产党来讲，又没钱、又没有信仰的人不那么重要，是排在第三位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中国共产党从建国开始就面对教会的挑战，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阿伦特说：现代的集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政治的模式，是古代没有的。有些学者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自由是古代的，专制是现代的。阿伦特就说这种集权主义就跟我们古代看到的那些暴君、那些奴隶制的社会其实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这些现代的集权主义是把自己的整个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它的意识形态的伪神学的根基之上，这种现代主义的集权特征是使国家本身成为一种宗教，这个是集权主义不同于历史上的那些专制或者暴君的统治的原因。这是阿伦特说为什么集权主义是一种现代社会，甚至20世纪才出现的一种邪恶的人类的统治，就是它使国家本身成为一种宗教，它使这个国家的治理者成为祭司的阶层，它所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现代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对一种集权主义的政治来讲，它自己面对的最大的政治挑战就是教会的存在。就是从五旬节之后那个新的共和，在希腊、罗马的世界里面一直到现代社会的扩展。所以我这样讲，共产党的体制对于今天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来讲，的的确确会构成一种政治的挑战。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来讲，家庭教会，尤其是现在正在兴起的中国城市家庭教会，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挑战。同样的一个问题，他可以很好的处理这些意见群体，他可以很好的镇压和瓦解其他的一些社会的力量。总体上来讲，知识分子的抗议的运动，知识分子的言论，对于共产党来讲都是手下无敌手，直到今天他都自认他的控制是成功的，因为他都可以把你抓起来。把你抓起来之后，他根本就不担心香港会有几万人上街，他知道他控制人到一个地步，在今天中国的市民社会没有那样的基础可以出现（当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会出现，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还是有一个相当强的自信，可是对于教会他没有。
在1949年之后，在共产党治理这个社会，在他的整个政治的历程当中，他唯一的败仗就是面对教会的群体。在这六十年中，他从来没有打赢这一场仗，他从来没有消灭过教会。他用到了最厉害的肉体消灭的时候，都没有消灭掉教会，更何况是在今天，他只能够使用一些间接的方式，甚至在身体的逼迫上也是越来越受限于整个社会这种很复杂的情形，而不会那么的过于严厉。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所接触到的所有的这些警察或者宗教局的，都会发现他们没有那样的雄心壮志，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在执行这个任务是要把你们消灭，或者是要让你们消失，或是要你们关门。他们的心里根本没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心。因为在与教会的交手当中他一直失败。从表面上来看教会一直失败，是因为教会一直都在被抓，教会一直都在被关，基督徒一直都在受亏损，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合法的地位。就好像北京守望教会一样，在某个角度上来讲，直到今天这是中国六十年来没有过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共产党决定要灭一伙人，搞了几年都没有把他灭下去。在这六十年当中你找不到第二个例子，怎么可能？如果守望教会金天明牧师不是牧师，而是一位异议分子的话，你是刘晓波也可以抓起来的，你是高智盛也可以抓起来的，你是许志永也可以抓起来的，你是谁都可以抓起来的，但是唯独他不能抓。不是因为他了不起。在四川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觉得你是最危险的，怎么每次抓都不抓你呢？”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也很伤心，我真是看到在我的周围，很多我的朋友都坐过牢，很多我的朋友都有被抓。但是为什么没有抓我呢？不是因为我了不起，很简单，就是因为我的背后是教会。当然政府可能是从一个很简单的政治角度来看，说：他那里有几百号人，这些人上街的话麻烦，他有组织力量，他平常就组织的很好。所以如果抓了许志永，我知道不会有五百人组织有素的到天安门去的，不会的。虽然知道抓了许志永，可能有两千万人不满意，即使在他们那里有亏损，就是打这一仗，在政治上都有亏损，但是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不会有一个到处都有几百人的群体，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他知道没有，他知道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背后是一盘散沙的市民社会。唯有教会在1949年之后，每一次的逼迫之后都增长，这是一个特定的定律，他们是看在眼里的，逼迫三四年，差不多增长了十倍，又逼迫了三四年，我们就不知道要增长多少倍了。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中国的城市家庭教会，在今天面对中国的政治的时候，我们需要首先看到自己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的一个身份，看到我们作为一个不同于政治国家的一个新的城邦，一个眼睛看不到的城邦，一个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地位，在这个上面去面对政治的挑战，并且带着祝福未来的中国社会的心，我们构成了对他们的政治挑战，所以在整个政治国家的变化当中，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的信仰可以带出来不同的东西，这是我想分享的最主要的一个绪论的部分。
二
对于今天中国社会来讲，中国社会在过去的这十年，我们对他会有的评价始终从两个很基本的东西来看，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刚才说共产党的体制是政教合一的体制，是一个不放弃对人的灵魂、信仰、精神的控制教化这样的一个政权。所以我们看它的变化，一个是宗教自由的变化，是看政教合一的程度的变化，是看它有没有削弱它的祭司的身份，它有没有削弱对我们社会成员的信仰跟思想精神的控制的变化。从这样的变化来讲，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十年没有变化。我既不认为有相当明显的倒退，也不认为有非常明显的进步，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平衡点上。因为这涉及到中共统治的关键性的领域，什么是关键性的领域呢？宗教就是关键性的领域，因为它触及全部合法性的基础和整个政权的基本性质，所以它跟教会的关系是决定它生死的关系。它可以来反贪，也可以一下子对农民很好，也可以在受保护的其他某一个方面做一个很大的改动，来给老百姓一些实惠。这些在古代的君王都有做过，但是这些都不会涉及到这个政权的本质，不会涉及到它的本质就不会带来它正真的变化。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里面，看到宗教自由是所有的人权和自由的第一自由。很少有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教牧人员跟基督徒的知识份子，也不一定深入的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基于这一点来看到教会和整个国家的关系。在2009年守望事件，还有我们教会也是在那一年有上街的户外的崇拜，那之后我看到国内的非基督徒的一些学者的文章和相关的评论，其中有一位政治学者刘军宁的一篇文章，他的这篇文章就叫做《宗教自由是第一自由》。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好，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不过他是一个对宗教的价值有很高的认同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学家，所以他非常清楚的看见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清楚的看到宗教自由在整个中国今天社会的转型跟人权的运动当中，是站在一个核心的基石的地位。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过去的十年还是习李上台的这一两年，我们没有在这个方面看到有任何的松动，在这个方面没有松动，其它的松动都等于零；在这个方面没有松动的话，其它的方面都是暂时性的。总之，对一个国家的政体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政教的关系，政教关系是决定一个现代政体最核心的一点。
第二点就是中央跟地方的关系。从第二个方面来讲，政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一定要取决于中央集权的性质有没有一些松动。这个意义上，你就会清楚的看到没有变化。当然在事实上经过经济市场的改革开放，地方在不断的得到它实际上的主控权的震荡，那是因为它有钱，那是市场所带来的。但是每一轮的改革，每一轮新政府的上台，都有一个相同的政策走向，就是开始收拾地方大员，开始重新在政治上来削弱地方实际上拥有的那种可以对中央的施令，然后进一步的将中央集权的体制再一次的稳定。无论是江上台还是胡上台还是习上台，你都会发现这个特征。而且中央跟地方越来越不稳定，这的确是。所以从江开始你就会发现，每一轮中共的换届一定要干掉一个地方大员，不干掉一个地方大员，是没有办法重新稳定中央集权的体制。所以无论是陈希同，是上海的陈良宇，或者是薄熙来，你都会看到地方大员对中央的逼宫、影响、威胁在每一届的转型当中越来越厉害。然后中央要收拾他们重新的建立中央集权的稳定性花的代价越来越大，后续的政策也会越来越强。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两个小组的建立上，你都会看到。在上台之后，基本上是延续着过去十几年，前两届换届的基本的模式。
当然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对明君的期待，就是他坐稳了之后会放手来干事情的。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不是一个政治学家要去预测；我只知道无论他会干什么，我们从政权的最基本的两个特征，一个是政教之间的模式，以及中央跟地方的模式，这两个模式当中都清楚的看到，第一没有任何的变化，第二只有加强没有削弱。因此这一个体制仍然是钢性的，它不会呈现出任何出人意外的、我们所期待的民主和开明的变化。当然也可能在广泛的经济和文化的领域也许会有某些的变化，那一种的变化是不需要政治改革的，那一些的变化主要是政治力量之间角逐的结果，那一些的变化是历代的皇帝，当他觉得时机到了，他都可以去做的。所以这是我对中国社会的一个真实的评价。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在知识分子或是在中国公共的媒体当中，我们已经很难再提宪政的转折，也很难再提民主的转型，甚至很难再用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字眼来描绘未来的方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治理转型这个概念，从治理转型这个角度来讲，会发现整个中国社会从国家政治到公司、到教会，或者其它的民间组织，我们都面对一个治理的转型。这个也是从教会的角度来看政治挑战或反过来看对政治的祝福。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刚才和几位牧师在一起也分享到这个问题（我以前有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我是家庭教会，所以我批评家庭教会也是很严厉的），就是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中，弟兄多的教会治理的就像《水浒传》，姐妹多的教会治理的就像《红楼梦》，老一代比较多的教会的治理就像《三国演义》，灵恩派教会的治理就像《封神榜》。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些人被神得着，聚集在一起，可是福音真正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形成一个社会，是要使他们形成一个城邦。虽然这不是一个眼睛看得见的有刀剑权力的城邦，但它的的确确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真实的新的城邦，这个城邦在政治国家之外存在，并且反过来会对政治国家产生影响。
这个基本模式影响了后来的整个西方的社会，但是中国教会的治理显然是更多受中国文化跟中国传统的影响，根本不是受圣经的影响，或者是受两千年教会历史、改教运动以来的信教传统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本上会看到美国的教会是怎么治理的，美国的政府就是怎么治理的，这是美国建国的过程。因为美国还没有立国之前已经有长老会和浸信会，浸信会向美国提供了民主的原则，长老会向美国提供了代议或者是共和的原则。所以在基本上没有建国之前，在北美的大陆当中，那一个已经形成的社会就是教会，那一个已经形成的社会里面的整个治理的文化就是浸信会跟长老会（在这里，我只是拿浸信会和长老会作代表），它们在民主的原则跟代议共和的原则上面塑造了整个美国的制度和治理的文化。反过来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反过来说，共产党是怎么治理中国的，中国教会就是怎么治理教会的，中国的企业就是怎么治理企业的，中国的NGO就是怎么治理NGO的。实际上我们除了外资的公司，它似乎在里面有一种新的商业的机构的治理模式跟文化，这在今天的中国也有，但是它仍然是没能改变或者是构成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改变。
当整个的治理都面对转型，今天的城市新兴的家庭教会就面对着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是以前的乡村教会没有面对的，就是他们开始注重教会的治理，他们开始向着建立一个治理的堂会转型。原来乡村教会也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城市教会在这个工作上是起头。这对教会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同时对政治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城市家庭教会，需要一种以福音为中心的一场新的植堂的运动，不单单是从个人的意义上去传福音给A、给B、给C，而且是需要形成一个社会的植堂运动来回应政治的转型跟挑战；并且在这个里面，城市教会正在发生的治理的转型，必须先于中国政治国家的治理的转型，应该走在它的前面，应该成为教会新的共和，来反过来挑战国家的假的共和，反过来祝福中国社会未来形成一个新的共和体。在今天的香港或美国的社会里面，教会并不具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因为大家都已经在一个成熟的社会背景下。教会也不见得比其它的机构更成熟，教会在所有构成市民社会的机构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不是这样子。在今天的中国，除了教会，基本上看不到其它的成熟的市民社会里面的组织跟结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异议分子都可以抓，但是抓牧师还是会谨慎的多。真正的原因就是在今天的共产党之外，除了教会你就找不到这样一个有组织的公民共和体。换言之在一个虚假的中国社会当中，只存在一个真实的公民之间自由结盟的真实的社会，那就是教会。教会有几千万之众庞大的真实的公民之间结盟的共和体，这是中国社会里面唯一存在的真实的公民共和体。
三
今天城市家庭教会面对政治的挑战，我们可以怀着祝福整个政治的进程的心。这种祝福不是我们要跑到街上去示威游行，不是要到一个狭隘的政治空间里面去，而是我们要用国度的眼光来看政治，看到政治就是一个公共的社会空间，政治就是一个新的社会的形成；政治就是地上有了基督的教会之后，政治就一定是地上之城跟上帝之城的一种二元对立、重叠和互相复杂的关系。
从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政治的挑战还有一点，我非常强调的就是，我们需要靠着信仰来除去心中对政治的一切惧怕。因为整个中国的政治公共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怕’（虽然在微博、微信上我们说话越来越大胆，有时也会被删掉），但实际上整个中国社会里面最重要的一种公共政治情感就是‘怕’。其实惧怕是构成整个中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惧怕是最重要的一个对政治的态度。甚至对于基督徒来讲，很难除掉这种对政治的惧怕，这是城市教会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挑战。我说到第一个挑战是对我们自身在基督里身份的认定；第二个挑战就是面对我们内心的真实的惧怕。在十多年以前的中国家庭教会当中，对于接纳一些敏感人士都仍然是相当害怕的。我曾经在北京认识一个1989年坐牢的民运人士，他后来信了主。他说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去不同的家庭教会，但都不接待他，因为他今天去了之后，牧师就告诉他，下次就不要再来了，因为你一来警察就来。
我们会发现家庭教会从某个角度是一个不从国教者的运动，它里面有一种属灵的勇气。但是我仍然对中国家庭教会再次强调（因为我是家庭教会的，所以对它的批评不意味着我要否定它），在整个中国家庭教会中，属灵的勇气很多时候是被夸大的。其实整个家庭教会的传统里面，除了有属灵的勇气和被上帝的恩典所保守，那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就是‘怕’。‘怕’是我们最基本的底色，这个底色一直蕴含在家庭教会和信徒甚至是传道人的心中。最近这十年的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帮助我们开始逐步的再一次除掉对政治的惧怕，就好像加拉太书5章1节中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如果基督徒和教会因着信仰有一种自由，相信这种自由甚至是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的前提，相信这种自由甚至是法律上的自由被剥夺了，而这个都是剥夺不了的。一种中国历史跟中国文化里前所未有、为所未闻的一种自由，那么我们就需要真实的不断的活在福音当中，不断的认识福音，不断的向施洗约翰一样再一次的发出那样的问题：那将要来的是你吗？如果是你我就一无惧怕，如果不是你我就还要再等，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除掉政治的惧怕。
我在以前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时候，很多人也都说我挺勇敢的，好像不怕事，所以我比较了解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坐牢。我曾经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也理解他们当中有一种勇气，这种勇气就使得他们在很多的时候比中国大部分的基督徒更加有一种所谓道德的勇气。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朋友，包括刘晓波先生，我也给他传过福音，他跟我讲过一句话，说：“在你们教会里我没有看见一个值得我尊敬的人。”他一这样说，我就不好说了，因为表明我本身就不是他尊敬的人。当然我不会说你还是太骄傲了，他个人需要面对上帝去解决他的问题。可的的确确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在今天整个中国的社会里面，没有呈现出一种不惧怕的见证，在中国精英的知识分子（我说的精英不是他有职称或者是在社会上有地位）、在道德和文化的角度对这个社会有担当的那一批人面前，我们没有赢得尊重。我的意思不是说在学问上一定要去赢得他的尊重，或者我们要在一些事情上赢得他的尊重。而是他没有在你的身上看到你所宣称的。有一种自由你们已经得到了，你们是自由的人在追求自由，而我们是一群不自由的人在追求自由，你没有让他看到这个差别。因此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政治的挑战就是，要不断的去挑战我们心中和整个社会上所谓的政治敏感、和所谓的政治底线、和所谓的我们里面的政治惧怕。因此我所在的教会在这些年当中，我们希望不断的去突破一些界限，通过这些界限也不断的帮助弟兄姊妹去突破他们内心的惧怕。
我们教会在过去的五六年当中，发生过六起弟兄姊妹公开退党的事件，每一次这样的事件对整个教会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对他们所在的单位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并且他们都经历过许多的压力。但是也非常的感恩，这五六位公开退党的我的会友，他们没有一个因此完全的被开除的。有个是做副所长的，现在被撤职不做官，做普通公务员了。还有一个是在机场工作的，把他的位置调到了不太重要的位置，是有很多区域不能进去的位置。受到一些影响，但他们没有一个真正是被开除的。
分享他们中的一个故事。在去年六月的时候，我们做了另外一个突破性的事工，也是我们的一个弟兄发起，教会来支持他，就是儿童节不要堕胎——反计划生育和不要堕胎的一个福音的行动。因为那些广告贴的到处都是，甚至都贴到大学里面，所以去年我们有七位弟兄姊妹被带到警察局。其中一个姐妹是因为带着她的孩子和两个教会中的孩子在地铁上发单张，拍了一张照片发到微博上。她是一个在税务局上班的公务员，在两个小时之后，单位就给她电话说让她赶快回到单位。她就回去，看到国保、警察全部都在单位里坐着，就把她带到警察局去了。她的领导就批评她，因为以前她是党员，就说：“你是党员不应该这样做”。她说：“我已经退党了，在几周之前我已经交了退党申请。”因为之前领导说不让她退党，就算她慢慢自动退党，这个事情就大而化小，不要影响单位。但是刚好因为发生了儿童节不要堕胎的事情，就不能让她悄悄退了，整个上面都知道了她这个事情，就闹得很大。这个税务局的局长被撤职，在全省的税务系统里面通报这个事情，开全局的党员大会要开除她的党籍。很有意思，在开除的会上还让她讲一讲她为什么要退党，她就说她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要退党。讲完以后她看到台下她的一些朋友悄悄给他竖起大拇指。最后书记说投票同意将某某同志开除党籍。所以她后来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收入、职位都被拿掉了。
在这些年我们不断地在做上访者的事工，做良心犯家属的援助，在过去几年帮助了十几个良心犯的家庭，在不断的挑战所谓的政治的敏感，通过这个也不断地挑战我的弟兄姊妹们除掉这个惧怕。虽然在良心犯小组的弟兄姊妹就六七位同工，大部分的教会成员都不会和这个事工有关，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因为有了这个，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危险，所以他们都知道要共担这个东西。很感恩，我们的良心犯家属援助小组里面大概有四五位曾经坐过牢的基督徒（包括八九坐过牢），这几位曾经有过监狱经历的，现在都在这个小组里服侍。我们的上访者团契也是一样，在里面的义工大概是十来位，但是整个教会在这里面会经历整个的除掉惧怕的过程。所以有一些从外面来到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他们会感到很害怕，会觉得你们竟然可以讲这些，讲道的时候忽然提到经济的例子或者政治的例子的某些话，会让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不适应，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不适应。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可以在教会的讲台上这样的讲。我们教会的讲台，我相信也是在中国社会当中自由度最高的讲台之一。在中国，没有哪一个大学的教授，没有哪一个新闻的记者，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公民自由结盟的讲台。有这样的一个坦然，单单基于他的信仰和基于他的良心，而没有受之以任何外在的恐惧对他的压力，来塑造或改变了他的信心和他要讲的话。这就是城市家庭教会的讲台应该成为中国社会自由度最高的讲台，应该成为中国社会良心自由的所在，应该成为一个除掉一切的政治惧怕，单单以人的信仰跟良心来生活和祝福自己所在的社会。
过去十年这一波城市家庭教会的福音运动有一个特征，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的，是从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地区性的中心城市，开始看到了中国教会的复兴。所以城市家庭教会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带出来整个市民社会面对这样一种政治环境的时候，要让每一个中国人看到，当你向他们来传讲他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当你向他们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你必然是会在社会真实的文化、政治处境当中去传讲。若你怀着这样的惧怕，不能去面对政治意义上对你的信仰发出的挑战，你没有办法来塑造一代的基督徒，他们是勇敢的在信仰当中可以去见证上帝，可以去拓展这个国度，并且来祝福这个社会的。
（本文是王怡牧师今年3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座，征得其本人的同意整理而成，限于篇幅有限有部分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