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华转自《纵览中国》 作者：甄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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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出任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写作组成员、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是震惊中外的《大逃港》一书的作者，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此际，他打破缄默接受香港传媒的访问时坦率指出，香港真正要推翻和颠覆共产党的，只是极少数人，“没有人希望动乱，希望过不安定的生活。香港今天的问题，是（当局）没有抓住大多数香港人的心理，没弄清楚大多数香港人到底在想什么，轻率地把一切都归咎于外部势力挑唆。 他说，这是左的思维，是邓小平早就提醒要注意的。那样只会使香港问题越来越复杂”。他强调指出，解决香港问题，“重在攻心，而不是伐力”。他并且以当年习仲勋“治愈”深圳大逃亡这个问题为例，指出当权者对港人应该“攻心”而非“伐力”。 掌管港澳事务的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日前出席在北京召开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所发表的讲话，曝露了当今中共对港政策一味只是暴力式的左的路线，只重“伐力”而忽视“攻心”。张重申中央对港的全面管治权，并再次提到中央与香港的权力关系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一国重于两制。 但陈秉安在接受苹果日报访问时指出：“研究和解决香港的现实问题，不研究当年大逃港的历史，那只会是隔靴抓痒。” 陈秉安在深圳蛇口口岸附近15楼的家，露台正对深港西部通道，他说：“很多人不知道，40多年前那片水域，曾是多少逃港者的葬身之地！”60年代逃港主要走陆路，就是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到70年代因陆路防范加强，逃港者改以水路为主，就包括陈秉安眼前这片水域。 陈引官方数据指，从中共建政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成功逃港者至少120万人。“这120万逃港者换成家庭，衍生的人口就是逾300万，这是多大的数字！80年代初香港才500多万人，即至少有一半香港人是与逃港有直接关系！”陈指逃港者主要是不愿留在社会主义大陆，才跑到资本主义香港，“这是毋庸讳言的客观事实。我们（内地当局）研究和解决香港问题，怎么能够无视这段历史？怎么能回避逃港历史对香港几代人的心理影响？” 陈秉安说了解几百万逃港者和他们的后人，才是窥测香港社会人心的途径、是打开香港现有矛盾和问题的重要钥匙，“如果我们一味用内地那套要求香港，用统战思维处理对港问题，香港人会怎么想？我看这才是香港问题的要害。邓小平就是看到了问题本质，才提出搞一国两制。用真资本主义、用一国两制的两制，留住香港人心”。 不只是邓小平看到了问题的本质，陈秉安同时又赞扬曾经出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治愈”了宝安（深圳当时称作宝安）大逃亡的问题。陈秉安说宝安县人一直感念习，“大逃港顽疾中共30年都没搞定，就是在习仲勋手中治愈的。当年他们处理大逃港的做法，的确值得今天领导人好好借鉴”。 陈说，1978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宝安县沙头角第一次看到了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而脚下这边却荒凉冷清。不久后习敦促开放，宣称：“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王国，经济早就上去了！”曾为党媒记者的陈秉安回忆当年曾问过习为何这么大胆，讲这样激进的话？“他很感慨地说，我们共产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是一步一步提高的！”在接受访问中，陈秉安透露不少他没有写进《大逃港》的内容。 例如当年大陆定性逃港为“叛国”，习仲勋主政广东后多次到宝安县调查研究，看到边境一些村十室九空，内地和香港巨大的生活差距令他十分感慨，下令将偷渡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陈说：“在当时内地仍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做这样的决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习仲勋退休后长住深圳迎宾馆直到去世。深圳特区建成20周年，陈秉安见到习，并告知他准备写《大逃港》一书，“他（习）说：‘好啊！这个历史应该记载下来’态度非常开放。”陈感慨，现今的当政者如能有习仲勋胸怀才志，香港幸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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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 RF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