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杨玉梅转自博讯网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作者：傅才德
一些社会学者穷其一生研究小众话题。这些研究可能有助于让我们对影响我们生活的宏大力量有更多了解，但也可能不会。很多学术论文从未被人引用过。
但裴敏欣不存在这个问题。他的目标很高，而且直指要害，研究的是政治学领域里，能想到的最宏大的话题之一：中国共产党会以目前的威权主义形式继续掌权吗？在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担任政府学教授的裴敏欣称，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到2030年时，中国政府将和现在大不同，现行政党体制中盛行的腐败，会迫使它做出改变。腐败正是他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政权衰败的动态》(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中的主题。
接受采访时，他阐述了自己为什么认为一党统治在中国不可持续。
问：您提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以目前的形式坚持到2030年以后会打破很多先例。为什么是那个时候呢？
答：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用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的话，已经达到了中等水平。过去40年里，有可比性的国家（共产党执政、中等收入、地处亚洲）都在这个水平上从独裁过渡到了某种形式的民主。接下来的15年里，如果中国继续发展，即便速度大幅放缓，到2030年时，要想在中国社会维持一个专制政权，即便不是不可能，难度也会大很多。历史上，因为意识形态的衰退和统治精英的腐败，没有哪个独裁政权能坚持74年以上。到2030年，中共就已经当权81年了。
问：在中国看到的情况中，有哪些能支持您的论点，即中共可能已经开始经历政权的衰落，并开始沿袭其他国家的路径了？
答：最重要的证据是统治精英的普遍腐败。精英阶层的团结也已经瓦解了，这从2012年以来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以及他们的亲信遭到清洗便可以看出来。意识形态的衰落让共产党失去了使命感和调动普罗大众的重要工具。通过镇压来维持一党统治的经济和道德成本，也达到了难以持续的水平。
问：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是改革还是革命？还是像你说的两者相结合，“改革式革命”(refolution)？
答：改革，尤其是民主化改革，仍然是优先选择，但机会稍纵即逝，并且历史上没有一个共产主义政权，通过改革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至于革命，像天安门事件那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太可能出现，因为中国的安全部队轻而易举便能将其镇压。从有限的改革开始，然后再激化的“改革式革命”可能性更大。我们可以想象，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十年的政治衰落和经济停滞后，中共的绝望足以让它为了自救，而冒险开展政治改革。但那时改革的契机已经过去，而且就像前苏联一样，有限的改革会分化统治精英、鼓舞寻求根本性变化的力量并引发一场革命。
问：您提出中国体制终究会改变的观点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早在1994年，您就出版了著作《从改革到革命》(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书中预言了中共的灭亡。但一些人认为，中共如今在很多方面的持久性都比一代人以前更胜一筹。他们错了吗？
答：实际上，我在1994年那本书里谈的是共产主义的灭亡，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灭亡。那时候，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乐观地认为，经济改革会削弱共产党的控制，最终引发政治变革。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种假设太过简单化了。我们没料到经济上的成就，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加强中共的统治，阻碍政治变革。
然而，因为一党执政的掠夺本质，这种经济上的成功不会长期持续。我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转型的陷阱》(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中便得出了这个结论。那本书认为，一党制下的经济现代化注定要失败。
至于其他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持久性胜过从前，他们引以为据的因素都不存在了。经济增长在放缓。由于用来制约政治内讧的规则已经土崩瓦解，党内一片混乱。北京的外交政策导致中美关系走向冲突。因为环境恶化、公共服务差、社会不平等、腐败盛行，中产阶级的默许开始消退了。
问：投资领域有句谚语，过去的业绩并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如果用其他国家的例子来预测中国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可靠性有多高？
答：其实这句谚语也可以用在共产党身上。也就是说，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它将来能存活下去。在思考中共的未来时，其他国家的例子提供了有用的参照，可以了解统治精英会对变化的环境作出怎样的反应。
尽管中国是个大国，但它的统治者和小国的统治者一样，做出的选择都受制于现实的、可以预见的制约因素。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用其他国家作为例子或许得不到最佳结果，但这种方式依然好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问：中国领导人希望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障碍让很多国家无法过渡到高收入国家的状态。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这种可能性很小吧？
答：对共产党来说，历史并不令人鼓舞。除了专制的产油国、半民主国家新加坡和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外，只有老牌民主国家和新近才实现了民主化的国家躲过了“中等收入陷阱”。
除了纯经济挑战外，历史也给出了两个经验。一个是，独裁政体极有可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垮台。这也是我们在产油国之外，看不到有高收入的独裁国家的原因。另一个是，独裁政体从社会上窃取了太多财富，无法维持经济增长。无法摆脱独裁政权的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并不意味着单凭民主化，就能走向高收入。不会的。摆脱专制虽不是达到高收入的充分条件，却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问：其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和政治学者怎么看待您的观点？
答：这个观点激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但也引发了大量质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政权转型是一件可能性超低的事情。但我们之前未能预料到苏联解体和阿拉伯之春，因此也希望能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在详实论据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未来进行系统性的讨论，是一项严肃的学术活动，可能会对政策产生深远影响。这种讨论是健康的，而且早就该展开了。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