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炳旭：毕福剑事件看中国言论自由新倒退（2）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人，著名历史教师袁腾飞。大约七八年前，中学历史老师袁腾飞慷慨激昂的讲课视频被人放到了网上。他是这样评说毛泽东的：“毛作为一个人，后面得加一个字：渣，他是个人渣，战友情、夫妻情、父子情什么都没有，眼里只有一种东西，什么？权力。”“他连小学四年级的自然科学知识都不具备，据无耻文人们说，他是个诗人，……毛的诗也只能归入打油诗一类。……无耻文人们讲，毛熟读史书，这我们不否认，毛只看史书，看了一肚子的阴谋诡计，问题是历史上有益的经验他没有一条吸取的。”“毛这个人多二啊，治国无方，扰民有术，狗屁不懂的东西。”“几千万人活活饿死，你还说他是伟大领袖？……哪个读过书的人，如果认为他伟大，那你的书就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毛）你毁灭中国文化，你就是汉奸，谁这么干谁就是汉奸。你把中国文化彻底毁灭，你就是最大的汉奸。”“1949以后，毛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毛自己死掉了。”“毛纪念堂不是不可以去，你可以去，但是你要记住那是什么？那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天安门广场我是从来不去，我开车从那里经过，我都起鸡皮疙瘩，四千多万冤魂索命啊，太可怕了。那个地方就应该改成大屠杀纪念馆，纪念碑也是，把那碑文铲了，改为：死于1949到1978政治恐怖的人们永垂不朽，应该有这个殉难者纪念碑。”
当然，毕福剑不同于袁腾飞，骂毛之时，毕早已是名人，是党员，在央视“吃共产党的饭”，以讴歌盛世、溜须当朝为终身职业，而袁腾飞却是骂毛之后才“暴得大名”的。但我们不能据此断定拍摄、曝光、传播毕福剑说唱视频的人就是心怀恶毒的告密者，我们目前能够断定的只是，习近平时代确实比“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胡温时代政治气氛更严酷、言论空间更狭窄。小肚鸡肠的胡锦涛尚且容得下袁腾飞，心胸宽广的习近平却容不下毕福剑。
在网络传播已成为社会交往主渠道的今天，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告密与否。如果没有一个把合法公民当疑犯对待、喜欢窥视刺探公民私隐的坏政府，如果没有从毛时代遗传下来的以思想言论划界线、分敌友的变态恶政，谁吃饱了撑的要去告一个酒桌段子的密呢？告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次就连《环球时报》、《人民日报》也都加入了群起声讨告密者的行列。《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说：“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他说得多好啊，但作为最高党报，似乎忘记了习近平、王岐山正在“打老虎、拍苍蝇”，正在公开鼓励违纪官员的家人、情妇、部下向中央巡视组和中纪委告密；日前监督公车私用的好公民广州区伯在跨省“嫖娼”之际被长沙警方当场抓获，不也离不开眼睛雪亮的“群众”告密的功劳吗？《人民日报》既然谴责告密，何不直接建议中纪委撤销接受告密、听信告密、且奖赏告密的坏规矩，何不直接建议中宣部废止干预言论、妨害自由、蔑视人权的恶制度？
在我看来，毕福剑事件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言论自由，二是非毛化。关于言论自由，毕福剑本人以说唱段子的形式表达意见的权利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对毕福剑视频进行善意传播——当然不包括恶意告密——和发表或弹或赞各种观点的网友的权利，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有人会说，毕福剑并非完全无辜，他对“伟人”爆了粗口，“老逼养的”确属不雅词汇，或已超越言论自由的通常界限，不过，，一句粗口不足以构成公共权力介入惩处公民私下言论的充分理由。退一万步说，即使毕福剑要为他的粗话负言责，他也不必向政府、向“全国人民”或向央视负责，“全国人民”和央视有什么资格惩罚作为言论者的毕福剑呢？而应该由毛泽东的直系后裔提起民事诉讼——既号称“法治国家”，那就请走法律程序。至于“（毛）可把我们害苦了”，这句话天经地义，绝对正确，无论语词、内容、涵义，都中规中矩，拿到哪里也不可能触犯言论禁忌，毛左们可以挑刺，但中共政府实在是没什么可以追究的。
但是，近两年来，人们都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在大幅倒退，灰色地带、模糊空间越来越小，种种倒行逆施表明，习近平敢打活老虎，却不敢碰死暴君，这才会出现毕福剑事件这样本来不是事件的反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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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炳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