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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观察:《黑五类忆旧》—儿媳是这样娶来的

2014年08月16日 综合新闻 ⁄ 共 3030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王印人,昌邑潍河西岸某村人氏,身材魁梧,英俊萧洒,急公好义,善交朋友,又能言善辩,主持公道,故在村内威望极高。年令刚过18,就与邻村于姓女子完婚。生有一子,乳名狗剩,为求好养,拜广饶县一起当兵的刘天录为干爹。夫妇和谐,恩爱有加。白天俩人下地干活,晚上男的灯下读书,女的缝衣作鞋,村人无不羡慕。
时在1944年,日寇侵华已过7载,印人已年届20,为不当亡国奴,遂弃家投军。当地没有别的抗日队伍,于是投奔国民党四纵队当兵。抗战胜利后,本可解甲归田,以享民乐。谁料想,国共两党又开战局。高密一战,印人被俘,遣返归家。此时印人只想过安稳日子,谁知又被扣上四类分子的帽子,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处于无休止的管制监督之下。

到了1956年,村干部找到他说:“你只要老实改造,处处拥护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多干活,做好事,就可以给你摘掉帽子,享受同等社员待遇。”从此,印人整日以汗水来洗刷干国民党军队的罪恶。可谁知干了十几年,力没少出,礼没少送,帽子却始终戴在头上。60年代初,中央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凡对四类份子敢下狠手,进行残酷斗争的人,被看成阶级觉悟高,可以入党、当兵、升学,年龄大的还可以在村内当干部;凡给四类分子摘帽的村干部,在四清中都被划为四不清,有的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这样,给表现好的四类分子摘帽就成了村干部的一大忌讳。有的村干部甚至说:“打死四类分子是个方法问题,给四类分子摘帽可是个立场问题!”四类分子的帽子成了铁帽子,到死都不能摘掉,那滋味比判无期徒刑还难受。
到了1971年,印人年届48岁。其子狗剩,将近30,因出身不好,虽长得一表人才,可再丑的姑娘也不敢嫁他。大家都知道,一旦进了这样的家庭,那是永无翻身之日。正在此时,远在光饶县的刘天录写信来,邀印人参加其子的婚礼。印人盘算:我这20多年,头不敢高抬,气不敢大喘,话不敢高声,力不敢少出,时不时还要拉出去上台示众,向人民低头认罪,当年给王豫民司令当警卫员的机敏锐气早已被磨了个净光,今天何不借去干亲家贺喜之机出一出风头,尝一尝做人的滋味?20多年虽然在家被管制,受欺负,可是到了广饶,谁还知道我是四类分子呢?

想清楚了,于是便和狗剩去峡山水库下穿网,忙活一夜,捕了50多斤鲤鱼,又从中挑那些2斤左右的,满满装了一筐子,用红包袱盖了,作为礼物,还去供销社托人走后门买了两盒大前门烟,去油库找表弟借了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和一件小大衣。第二天摸黑早起,穿带整齐,骑上借来的大金鹿自行车,直奔广饶而去。走到昌乐境内时,前面来了一辆吉普车,到他面前嘎然而停。车内走下一名解放军军官。印人吓了一跳,急忙下车,弓腰低头,双手下垂,两腿并立,差一点尿湿裤裆。不料这位军官向他打了一个敬礼,问道:“老大爷,去乔官怎么走?”印人吱唔半天,竟没吐出半个字。解放军以为老大爷是个哑巴,开车远去。
天将至午,到了广饶大王村。迎宾者忙接过车子,礼让进门。与干亲寒喧一阵,将礼品送上。干亲打开包袱一看,见礼品厚重,喜形于色。众人也皆感叹:从没见过有送这么大礼的,昌邑客好大手!看来日月肯定过得不错。干亲婆接着说:“光看人家这貌相,干什么也错不了。就是还有个儿没定亲呢。”旁边的女宾应声说:“那肯定是挑选多了花了眼了。”
此地风俗,干亲为大客。迎宾者推印人落坐,印人毫不推让,一腚就坐在了主客位上。见桌上摆的是两毛钱的丰收烟,印人不屑一顾,从小大衣口袋中摸出两盒大前门,一盒放在自己面前,一盒顺手放在了后门台上,然后打开大前门的锡纸包装,弹出一支,启动火机点燃,昂首朝天,喷云吐雾,旁若无人。众人见其气派,皆恭维有加。这干亲刘天录也是此地有影响的人物,虽然干过国民党兵,但其叔是1937年就参加马保三牛头镇起义的老八路,解放后在省城任要职。人家不但不戴四类分子帽子,还在村内任革命委员会成员。儿子结婚,村内干部,供销社主任,公社干部,带匣子枪的公安员等要员,都来致喜道贺。

王印人高坐主客位上,陪客者笑脸相迎,阿谀奉承之语不绝于耳。这个叫叔,那个叫爷,吃国库粮的就叫同志,把个王印人弄得不知道天高地厚。酒至半酣,印人早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时而高谈阔论,时而指手划脚,阅历和经历使他的谈吐语惊四座,说到绝妙处,高举酒杯,一碰而干。众人皆服其酒量,顺其意而迎和。正在此时,上菜的伙计手托传盘来到席前。他环视一下众人,说:“今天我昌邑客要点一个菜。你去和大师傅说,给我上一个龙凤配。”众人皆惊,从没听说有这么一个菜,如果上不上来,可就丢大人了。
待了不大一霎,只见做菜大师傅穿带整齐,两臂著白色套袖,手托传盘,进门就说:“哪位是昌邑客?您要的菜我给您上来了。”只见王印人手持汤匙,从汤碗中捞出一个鸡头和鱼头,看看,放下,然后舀了一匙汤,放嘴里尝尝,说:“味道不错。”随后一转身,从后门台上取下那盒大前门烟,放在大师傅的传盘上,说:“拿回去抽吧。”

不知不觉,红日西沉。待天黑席散,刘天录耳语告知:“今天陪你的那个人,见你气度不凡,儿子定也错不了。他家有女,年方妙龄,想与你结为亲家。你可在此多住两天,促其婚事早成。”

话说到了1979年,我在王印人所在的村子里住队。此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但中央还是执行阶级斗争路线。突然有一天来了中央文件,要给全国的四类分子统一摘帽,叫他们享受同等社员待遇,于是我便召开村民大会。
会场上,一边坐的是社员群众,一边是十几名四类分子。宣读完中央文件,我叫十多名四类分子走到社员一边,并大声宣布:“从今天起,你们的帽子已被摘掉,与社员是同等地位,那个时代将永远过去了!”此时,他们都大声痛哭,几个年龄大的还当场昏到在地,连哭声都发不出来,其场面就是铁石心肠也要感动落泪。散会后,狗剩找到我说:“你宣布我爹摘掉帽子,30年的阶级敌人今天成了同志,明天我要设宴庆贺,请你到我家去喝酒。你若去就是真摘了,你若不去就是没有摘。”我听后沉思良久,对他说:“别人家我能去,你家我当然也能去。”

后来有一次我问王印人:“人家带帽分子的儿子都打光棍,你的儿子怎么还能说上媳妇呢?”王印人就向我讲述了上面的故事。印人已于2004年去世,享年80岁。其妻于氏今尚健在,年龄86岁。狗剩在改革开放后成为著名企业家。两个孙儿都上了大学,现都供职京门。

此稿写成后,狗剩阅读数遍。我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建议隐去村名,文中人物也用化名。只是狗剩之名为狗剩自选,其用意何在,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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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某中学红卫兵头头孙X东,带领大家在批斗走资派大会上喊口号,把该喊“打倒”的喊成“万岁”,该喊“万岁”的喊成“打倒”,当场被台下红卫兵冲上去,五花大绑押送到人保组。其父母害怕受儿子牵连,在他所在的学校和居民社区贴出大字报,宣布与儿子划清界线,断绝父子、母子关系。在关押审讯期间,孙X东上吊自杀了,时年十八岁。尸体是被年近古稀的外婆领走的,草草掩埋在郊区荒野中。他的档案上记载着这样一段话:“因犯现行反革命罪,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宣布平反时,有关人员送了三百元“补偿金”,其父母接过钱,扑通一声跪下,感恩戴德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儿子的一个鲜活生命,换来的只是区区三百元人民币,还要千恩万谢!令人悲愤。悲愤之余细想,也不能全怪他们。谁都想过有尊严的生活,但当尊严被踩在脚底时,弱小的人只能选择卑微、卑贱甚至卑鄙。生命毕竟只有一次,敢喊十八年后又是好汉一条的人,毕竟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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