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王印人，昌邑潍河西岸某村人氏，身材魁梧，英俊萧洒，急公好义，善交朋友，又能言善辩，主持公道，故在村内威望极高。年令刚过18，就与邻村于姓女子完婚。生有一子，乳名狗剩，为求好养，拜广饶县一起当兵的刘天录为干爹。夫妇和谐，恩爱有加。白天俩人下地干活，晚上男的灯下读书，女的缝衣作鞋，村人无不羡慕。
时在1944年，日寇侵华已过7载，印人已年届20，为不当亡国奴，遂弃家投军。当地没有别的抗日队伍，于是投奔国民党四纵队当兵。抗战胜利后，本可解甲归田，以享民乐。谁料想，国共两党又开战局。高密一战，印人被俘，遣返归家。此时印人只想过安稳日子，谁知又被扣上四类分子的帽子，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处于无休止的管制监督之下。
到了1956年，村干部找到他说：“你只要老实改造，处处拥护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多干活，做好事，就可以给你摘掉帽子，享受同等社员待遇。”从此，印人整日以汗水来洗刷干国民党军队的罪恶。可谁知干了十几年，力没少出，礼没少送，帽子却始终戴在头上。60年代初，中央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凡对四类份子敢下狠手，进行残酷斗争的人，被看成阶级觉悟高，可以入党、当兵、升学，年龄大的还可以在村内当干部；凡给四类分子摘帽的村干部，在四清中都被划为四不清，有的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这样，给表现好的四类分子摘帽就成了村干部的一大忌讳。有的村干部甚至说：“打死四类分子是个方法问题，给四类分子摘帽可是个立场问题！”四类分子的帽子成了铁帽子，到死都不能摘掉，那滋味比判无期徒刑还难受。
到了1971年，印人年届48岁。其子狗剩，将近30，因出身不好，虽长得一表人才，可再丑的姑娘也不敢嫁他。大家都知道，一旦进了这样的家庭，那是永无翻身之日。正在此时，远在光饶县的刘天录写信来，邀印人参加其子的婚礼。印人盘算：我这20多年，头不敢高抬，气不敢大喘，话不敢高声，力不敢少出，时不时还要拉出去上台示众，向人民低头认罪，当年给王豫民司令当警卫员的机敏锐气早已被磨了个净光，今天何不借去干亲家贺喜之机出一出风头，尝一尝做人的滋味？20多年虽然在家被管制，受欺负，可是到了广饶，谁还知道我是四类分子呢？
想清楚了，于是便和狗剩去峡山水库下穿网，忙活一夜，捕了50多斤鲤鱼，又从中挑那些2斤左右的，满满装了一筐子，用红包袱盖了，作为礼物，还去供销社托人走后门买了两盒大前门烟，去油库找表弟借了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和一件小大衣。第二天摸黑早起，穿带整齐，骑上借来的大金鹿自行车，直奔广饶而去。走到昌乐境内时，前面来了一辆吉普车，到他面前嘎然而停。车内走下一名解放军军官。印人吓了一跳，急忙下车，弓腰低头，双手下垂，两腿并立，差一点尿湿裤裆。不料这位军官向他打了一个敬礼，问道：“老大爷，去乔官怎么走？”印人吱唔半天，竟没吐出半个字。解放军以为老大爷是个哑巴，开车远去。
天将至午，到了广饶大王村。迎宾者忙接过车子，礼让进门。与干亲寒喧一阵，将礼品送上。干亲打开包袱一看，见礼品厚重，喜形于色。众人也皆感叹：从没见过有送这么大礼的，昌邑客好大手！看来日月肯定过得不错。干亲婆接着说：“光看人家这貌相，干什么也错不了。就是还有个儿没定亲呢。”旁边的女宾应声说：“那肯定是挑选多了花了眼了。”
此地风俗，干亲为大客。迎宾者推印人落坐，印人毫不推让，一腚就坐在了主客位上。见桌上摆的是两毛钱的丰收烟，印人不屑一顾，从小大衣口袋中摸出两盒大前门，一盒放在自己面前，一盒顺手放在了后门台上，然后打开大前门的锡纸包装，弹出一支，启动火机点燃，昂首朝天，喷云吐雾，旁若无人。众人见其气派，皆恭维有加。这干亲刘天录也是此地有影响的人物，虽然干过国民党兵，但其叔是1937年就参加马保三牛头镇起义的老八路，解放后在省城任要职。人家不但不戴四类分子帽子，还在村内任革命委员会成员。儿子结婚，村内干部，供销社主任，公社干部，带匣子枪的公安员等要员，都来致喜道贺。
王印人高坐主客位上，陪客者笑脸相迎，阿谀奉承之语不绝于耳。这个叫叔，那个叫爷，吃国库粮的就叫同志，把个王印人弄得不知道天高地厚。酒至半酣，印人早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时而高谈阔论，时而指手划脚，阅历和经历使他的谈吐语惊四座，说到绝妙处，高举酒杯，一碰而干。众人皆服其酒量，顺其意而迎和。正在此时，上菜的伙计手托传盘来到席前。他环视一下众人，说：“今天我昌邑客要点一个菜。你去和大师傅说，给我上一个龙凤配。”众人皆惊，从没听说有这么一个菜，如果上不上来，可就丢大人了。
待了不大一霎，只见做菜大师傅穿带整齐，两臂著白色套袖，手托传盘，进门就说：“哪位是昌邑客？您要的菜我给您上来了。”只见王印人手持汤匙，从汤碗中捞出一个鸡头和鱼头，看看，放下，然后舀了一匙汤，放嘴里尝尝，说：“味道不错。”随后一转身，从后门台上取下那盒大前门烟，放在大师傅的传盘上，说：“拿回去抽吧。”
不知不觉，红日西沉。待天黑席散，刘天录耳语告知：“今天陪你的那个人，见你气度不凡，儿子定也错不了。他家有女，年方妙龄，想与你结为亲家。你可在此多住两天，促其婚事早成。”
话说到了1979年，我在王印人所在的村子里住队。此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但中央还是执行阶级斗争路线。突然有一天来了中央文件，要给全国的四类分子统一摘帽，叫他们享受同等社员待遇，于是我便召开村民大会。
会场上，一边坐的是社员群众，一边是十几名四类分子。宣读完中央文件，我叫十多名四类分子走到社员一边，并大声宣布：“从今天起，你们的帽子已被摘掉，与社员是同等地位，那个时代将永远过去了！”此时，他们都大声痛哭，几个年龄大的还当场昏到在地，连哭声都发不出来，其场面就是铁石心肠也要感动落泪。散会后，狗剩找到我说：“你宣布我爹摘掉帽子，30年的阶级敌人今天成了同志，明天我要设宴庆贺，请你到我家去喝酒。你若去就是真摘了，你若不去就是没有摘。”我听后沉思良久，对他说：“别人家我能去，你家我当然也能去。”
后来有一次我问王印人：“人家带帽分子的儿子都打光棍，你的儿子怎么还能说上媳妇呢？”王印人就向我讲述了上面的故事。印人已于2004年去世，享年80岁。其妻于氏今尚健在，年龄86岁。狗剩在改革开放后成为著名企业家。两个孙儿都上了大学，现都供职京门。
此稿写成后，狗剩阅读数遍。我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建议隐去村名，文中人物也用化名。只是狗剩之名为狗剩自选，其用意何在，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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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某中学红卫兵头头孙X东，带领大家在批斗走资派大会上喊口号，把该喊“打倒”的喊成“万岁”，该喊“万岁”的喊成“打倒”，当场被台下红卫兵冲上去，五花大绑押送到人保组。其父母害怕受儿子牵连，在他所在的学校和居民社区贴出大字报，宣布与儿子划清界线，断绝父子、母子关系。在关押审讯期间，孙X东上吊自杀了，时年十八岁。尸体是被年近古稀的外婆领走的，草草掩埋在郊区荒野中。他的档案上记载着这样一段话：“因犯现行反革命罪，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宣布平反时，有关人员送了三百元“补偿金”，其父母接过钱，扑通一声跪下，感恩戴德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儿子的一个鲜活生命，换来的只是区区三百元人民币，还要千恩万谢！令人悲愤。悲愤之余细想，也不能全怪他们。谁都想过有尊严的生活，但当尊严被踩在脚底时，弱小的人只能选择卑微、卑贱甚至卑鄙。生命毕竟只有一次，敢喊十八年后又是好汉一条的人，毕竟少之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