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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观察:《黑五类忆旧》—一对老地主

2014年08月01日 综合新闻 ⁄ 共 2998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们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似乎并不仇恨地主分子保占英,对此我一直感到奇怪。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生产队砖瓦窑上干活时,我单独保占英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为了赶时间交货,常常不等砖瓦窑完全冷却就开始出窑。新烧制的砖瓦,粗糙坚硬,火辣烫人。有时热砖灰还会被吸进完全不设防的口鼻中,呛得人胸腔刺疼。出窑时我一趟抱七块砖,下边用双手使劲托着,上头顶着下巴,犹如紧靠我腹部和前胸的一堵小墙。我无法低头看脚下的路,仅能凭感觉从窑口走向摞砖场。砖灰把我的呼吸器官刺得疼痛咳嗽不止,震动得胸前那一堵砖墙摇摇欲坠。

正在摞砖的保占英看见了,紧走几步到我面前,把砖块分两次接过去。虽然他默默无语,但那眼睛里充满着对我的关切和怜悯。这种关切和怜悯让我惊讶,让我好奇,也让我警惕。休息时,保占英躲在砖垛后面避风,我也凑过去避风。这个高个儿清瘦老头脸上老带着笑容,绝不像小时从书本上熟知的那种面目狰狞的老地主。我很想揭开他的伪善面具,看看他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也很想搞清楚他有着怎样的罪恶发家史。主意拿定后,我就主动与他拉起了家常。

我问他:“你上几辈儿也是务农的吗?”他回答说:“就是的么,种了几辈子地了。”我又问他:“你们上辈人手里土地多吗?”他说:“上辈人手里土地不多,穷着呢。”我笑着问他:“到你这辈子咋一下子挣了那么多土地呢?”保占英说:“攒下一点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赶紧去买一点地,这土地就越来越多了嘛。”他转而问我说:“你家里老人都好吗?老家在哪?”我便告诉他,我只有父亲,母亲早死了。我老家在河南,家里原先很富有,后来我爷爷死了,庄稼又连续遭灾,再加上瘟疫流行,在40天内陆续有6位家人去世,土地也差不多卖光了,到土改时定成中农。

我是想用这种抛砖引玉的伎俩套出他的罪恶发家史。像普通的老农一样,他对我似乎不加防范,说话时常常出神地看着自己的脚尖,语气淡淡的。他说自己一家平日里舍不得吃细米白面,只吃黑面和杂粮,省下来的钱都攒起来添置土地;舍不得吃清油,所榨的油都卖掉;舍不得买布做衣服,不论冬夏都光着身子穿毡袄。那毡袄冬天穿上硬梆梆的,不贴身子,里边也没有衬衣可穿,风一吹透心凉;夏天穿上又密不透风,还毛扎扎的,太阳一晒又热又痒。就这样,千方百计省下来的钱都买了土地……

据说解放前地主老财都穿老羊皮大衣,我就问保占英:“那时你能穿上老羊皮大衣吗?”保占英回答说:“攒上几张羊皮就赶紧卖了,谁舍得用它给自己缝衣裳呢?老羊皮大衣和二毛皮袄都是那些大户人家才能穿得起的。”

一个地主分子居然一年四季穿的毡袄?他的地主成分真的是靠自己勤奋和节俭挣来的吗?后来,我装作不经意地问队里的老年人,他们都说保占英是个实在人,说的都是真话。他们一家的确常年穿毡袄,吃黑面。他家的土地确实是自己辛苦挣来的。有些好吃懒做抽大烟的人,把祖上的土地都投打(折腾光)了,临解放时家里烂包了(破败了),就成了贫农。

保占英有一位亲戚是山西人,山西土改搞得早,那亲戚看到了有钱人的下场,就将自己在山西的生意变卖,拿出一小部分托保占英在杨郎买了15亩土地。这位亲戚的做法无非是一种观望,进可以照样做生意,后退一步可凭借这15亩地维持家人的生计,哪知道很快杨郎和山西一样也土改了。这15地无疑又给保占英增加了罪恶,因那地契上写着保占英的名字。他有嘴说不清,只能乖乖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哎,都是人的命啊,怪他保占英命不好。其实他们家不光吃穿条件差,连住的房子都是烂棚棚。”

杨郎公社梨家河有个叫方志强的人,家中原是大地主,梨家河一带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他家的。可是方志强是个败家子,抽大烟,赌钱,将祖上留下的家业挥霍一空,最后穷得夫妻俩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土改时他家被划为贫农,占了一个大大的便宜。

接触保占英的老婆是另一次偶然。那时我曾多次在别人家借宿,有一次我竟然鬼使神差在保占英家与他老伴儿同宿了一夜。那天晚上我只觉得有什么虫子在咬我,浑身奇痒难忍。我不断地用手挠着身上被咬过的地方,烦躁地不停翻身。与我睡在一起的地主婆惊醒了,说:“娃娃,你怕是被咬得睡不着吧?”听她这一问,我恼怒地说:“啥东西嘛?快把我咬死了!”

地主婆爬起来,她点着灯,从小针线筐里找出长长的一根针,是缝被子的那种长针。只见她先在墙壁上寻找那几乎看不见的小洞眼,然后将针尖放到灯上烤热了,朝墙壁上的小洞眼里一扎,再快速抽出来,就见一个肥肥的小虫子已经挑在针尖上了。地主婆说这是臭虫,它那细小的腿还在挣扎着。老婆子再将长针放到灯火上,只听吱的一声,针尖上的臭虫就成了干瘪的黑点了。如此这般,她竟然烧死了不少臭虫。尽管这样,我再次躺下依然睡不着。臭虫前仆后继来袭击,我像烙饼子一样,在她家土炕上翻来覆去折腾着。

地主婆没有睡,继续满墙壁寻找那可恶的臭虫,并把它们一个个烧成干瘪的黑点。她边消灭臭虫边念叨说:“看把我狗娃(农村长辈对小辈的爱称)咬得遭孽(可怜)的,看把我狗娃咬得遭孽的。”看我依然睡不着,她在捉臭虫和烧臭虫的同时和我拉起家常,打听着我的家庭情况。听说我没妈,她叹着气颤声说:“你的娘母子咋没得那么早?唉,遭孽的,遭孽的,娃娃没有娘母子最糟孽了。”

反正睡不着,她烧她的臭虫,我就借着那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光,四下里观察,想看看这地主的家里有什么阔气的摆设。我失望地发现,她家与队里的贫下中农们没有任何不同,同样是黑脏的土墙壁,同样是硬邦邦的又脏又破的被子。

看着那黑烟袅袅的煤油灯,注视着那带着满脸歉意专心致志捉着臭虫的老地主婆,我的心情好复杂。这次借宿经历之所以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记忆,一是那大批量的臭虫咬得我奇痒难忍,过后永远不忘;二是她那逮臭虫灭臭虫的方法实在使我惊奇,我闻所未闻;三是这地主婆捉臭虫时的目光中分明充满着对我的疼爱,那是一种我已经久违了的母亲般的眼神。我接受的所有教育都告诉我:“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么这个老地主婆为什么要对我表现出深深的疼惜呢?她是什么思想动机呢?我用我所看过的书面资料和我所听过口头资料分析着,思索着,却依然不明就里。

几十年后我才懂得,那不过是她身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很普通的人性罢了。几十年前我总以为地主比狼更具有狼性,于是便在否认这老地主婆是一个“人”的前提下,用评判“狼”的准则来看待她的言行,怎能不产生困惑呢?

2006年7月,我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四岁了,满头银丝,说话时头不住地颤动着,已经患某种程度的老年痴呆症,但那眼神却更慈祥了。我笑着看了她好几分钟,她也没有认出我来,但却热情地一叠声地问我:“你是哪里的亲戚啥?你是那里的亲戚啥?”她边问边把炕桌上的炒豌豆和其他的什么吃食一个劲儿往我手边推,再三对我说:“你吃啥,吃一点啥。”

他儿子大声对她报出我的名字,她没有反应。最后,她儿子再三提示说:“妈:你好好想想,她是当年在咱们这里插队的知识青年。”我也提示说:“我还在你们家睡过觉呢。”老太太猛然反应过来了,说:“噢,你那时候住在换儿家那个箍窑(窑洞)里。”

认出我之后,她对我说:“我已经100岁了,盼望着早点死呢,可我的命牢得很呀,就是死不了。”她儿子在一边小声对我纠正说:“我妈胡说呢,她才八十四岁,哪来一百岁!”叙谈了一会儿后,我把她扶到院子里给她照了一张像。告辞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看她,阳光下,她头上那所剩无几的银丝轻轻地飘动着。哎,你这善良的地主婆,总算不用担心挨批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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