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们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似乎并不仇恨地主分子保占英，对此我一直感到奇怪。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生产队砖瓦窑上干活时，我单独保占英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为了赶时间交货，常常不等砖瓦窑完全冷却就开始出窑。新烧制的砖瓦，粗糙坚硬，火辣烫人。有时热砖灰还会被吸进完全不设防的口鼻中，呛得人胸腔刺疼。出窑时我一趟抱七块砖，下边用双手使劲托着，上头顶着下巴，犹如紧靠我腹部和前胸的一堵小墙。我无法低头看脚下的路，仅能凭感觉从窑口走向摞砖场。砖灰把我的呼吸器官刺得疼痛咳嗽不止，震动得胸前那一堵砖墙摇摇欲坠。
正在摞砖的保占英看见了，紧走几步到我面前，把砖块分两次接过去。虽然他默默无语，但那眼睛里充满着对我的关切和怜悯。这种关切和怜悯让我惊讶，让我好奇，也让我警惕。休息时，保占英躲在砖垛后面避风，我也凑过去避风。这个高个儿清瘦老头脸上老带着笑容，绝不像小时从书本上熟知的那种面目狰狞的老地主。我很想揭开他的伪善面具，看看他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也很想搞清楚他有着怎样的罪恶发家史。主意拿定后，我就主动与他拉起了家常。
我问他：“你上几辈儿也是务农的吗？”他回答说：“就是的么，种了几辈子地了。”我又问他：“你们上辈人手里土地多吗？”他说：“上辈人手里土地不多，穷着呢。”我笑着问他：“到你这辈子咋一下子挣了那么多土地呢？”保占英说：“攒下一点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赶紧去买一点地，这土地就越来越多了嘛。”他转而问我说：“你家里老人都好吗？老家在哪？”我便告诉他，我只有父亲，母亲早死了。我老家在河南，家里原先很富有，后来我爷爷死了，庄稼又连续遭灾，再加上瘟疫流行，在40天内陆续有6位家人去世，土地也差不多卖光了，到土改时定成中农。
我是想用这种抛砖引玉的伎俩套出他的罪恶发家史。像普通的老农一样，他对我似乎不加防范，说话时常常出神地看着自己的脚尖，语气淡淡的。他说自己一家平日里舍不得吃细米白面，只吃黑面和杂粮，省下来的钱都攒起来添置土地；舍不得吃清油，所榨的油都卖掉；舍不得买布做衣服，不论冬夏都光着身子穿毡袄。那毡袄冬天穿上硬梆梆的，不贴身子，里边也没有衬衣可穿，风一吹透心凉；夏天穿上又密不透风，还毛扎扎的，太阳一晒又热又痒。就这样，千方百计省下来的钱都买了土地……
据说解放前地主老财都穿老羊皮大衣，我就问保占英：“那时你能穿上老羊皮大衣吗？”保占英回答说：“攒上几张羊皮就赶紧卖了，谁舍得用它给自己缝衣裳呢？老羊皮大衣和二毛皮袄都是那些大户人家才能穿得起的。”
一个地主分子居然一年四季穿的毡袄？他的地主成分真的是靠自己勤奋和节俭挣来的吗？后来，我装作不经意地问队里的老年人，他们都说保占英是个实在人，说的都是真话。他们一家的确常年穿毡袄，吃黑面。他家的土地确实是自己辛苦挣来的。有些好吃懒做抽大烟的人，把祖上的土地都投打（折腾光）了，临解放时家里烂包了（破败了），就成了贫农。
保占英有一位亲戚是山西人，山西土改搞得早，那亲戚看到了有钱人的下场，就将自己在山西的生意变卖，拿出一小部分托保占英在杨郎买了15亩土地。这位亲戚的做法无非是一种观望，进可以照样做生意，后退一步可凭借这15亩地维持家人的生计，哪知道很快杨郎和山西一样也土改了。这15地无疑又给保占英增加了罪恶，因那地契上写着保占英的名字。他有嘴说不清，只能乖乖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哎，都是人的命啊，怪他保占英命不好。其实他们家不光吃穿条件差，连住的房子都是烂棚棚。”
杨郎公社梨家河有个叫方志强的人，家中原是大地主，梨家河一带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他家的。可是方志强是个败家子，抽大烟，赌钱，将祖上留下的家业挥霍一空，最后穷得夫妻俩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土改时他家被划为贫农，占了一个大大的便宜。
接触保占英的老婆是另一次偶然。那时我曾多次在别人家借宿，有一次我竟然鬼使神差在保占英家与他老伴儿同宿了一夜。那天晚上我只觉得有什么虫子在咬我，浑身奇痒难忍。我不断地用手挠着身上被咬过的地方，烦躁地不停翻身。与我睡在一起的地主婆惊醒了，说：“娃娃，你怕是被咬得睡不着吧？”听她这一问，我恼怒地说：“啥东西嘛？快把我咬死了！”
地主婆爬起来，她点着灯，从小针线筐里找出长长的一根针，是缝被子的那种长针。只见她先在墙壁上寻找那几乎看不见的小洞眼，然后将针尖放到灯上烤热了，朝墙壁上的小洞眼里一扎，再快速抽出来，就见一个肥肥的小虫子已经挑在针尖上了。地主婆说这是臭虫，它那细小的腿还在挣扎着。老婆子再将长针放到灯火上，只听吱的一声，针尖上的臭虫就成了干瘪的黑点了。如此这般，她竟然烧死了不少臭虫。尽管这样，我再次躺下依然睡不着。臭虫前仆后继来袭击，我像烙饼子一样，在她家土炕上翻来覆去折腾着。
地主婆没有睡，继续满墙壁寻找那可恶的臭虫，并把它们一个个烧成干瘪的黑点。她边消灭臭虫边念叨说：“看把我狗娃（农村长辈对小辈的爱称）咬得遭孽（可怜）的，看把我狗娃咬得遭孽的。”看我依然睡不着，她在捉臭虫和烧臭虫的同时和我拉起家常，打听着我的家庭情况。听说我没妈，她叹着气颤声说：“你的娘母子咋没得那么早？唉，遭孽的，遭孽的，娃娃没有娘母子最糟孽了。”
反正睡不着，她烧她的臭虫，我就借着那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光，四下里观察，想看看这地主的家里有什么阔气的摆设。我失望地发现，她家与队里的贫下中农们没有任何不同，同样是黑脏的土墙壁，同样是硬邦邦的又脏又破的被子。
看着那黑烟袅袅的煤油灯，注视着那带着满脸歉意专心致志捉着臭虫的老地主婆，我的心情好复杂。这次借宿经历之所以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记忆，一是那大批量的臭虫咬得我奇痒难忍，过后永远不忘；二是她那逮臭虫灭臭虫的方法实在使我惊奇，我闻所未闻；三是这地主婆捉臭虫时的目光中分明充满着对我的疼爱，那是一种我已经久违了的母亲般的眼神。我接受的所有教育都告诉我：“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么这个老地主婆为什么要对我表现出深深的疼惜呢？她是什么思想动机呢？我用我所看过的书面资料和我所听过口头资料分析着，思索着，却依然不明就里。
几十年后我才懂得，那不过是她身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很普通的人性罢了。几十年前我总以为地主比狼更具有狼性，于是便在否认这老地主婆是一个“人”的前提下，用评判“狼”的准则来看待她的言行，怎能不产生困惑呢？
2006年7月，我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四岁了，满头银丝，说话时头不住地颤动着，已经患某种程度的老年痴呆症，但那眼神却更慈祥了。我笑着看了她好几分钟，她也没有认出我来，但却热情地一叠声地问我：“你是哪里的亲戚啥？你是那里的亲戚啥？”她边问边把炕桌上的炒豌豆和其他的什么吃食一个劲儿往我手边推，再三对我说：“你吃啥，吃一点啥。”
他儿子大声对她报出我的名字，她没有反应。最后，她儿子再三提示说：“妈：你好好想想，她是当年在咱们这里插队的知识青年。”我也提示说：“我还在你们家睡过觉呢。”老太太猛然反应过来了，说：“噢，你那时候住在换儿家那个箍窑（窑洞）里。”
认出我之后，她对我说：“我已经100岁了，盼望着早点死呢，可我的命牢得很呀，就是死不了。”她儿子在一边小声对我纠正说：“我妈胡说呢，她才八十四岁，哪来一百岁！”叙谈了一会儿后，我把她扶到院子里给她照了一张像。告辞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看她，阳光下，她头上那所剩无几的银丝轻轻地飘动着。哎，你这善良的地主婆，总算不用担心挨批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