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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从2001年开始，每年度评出的“十大假新闻”以其鲜明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对假新闻的生产形成震慑作用。虽然这些上榜的篇目从每年的百余条假新闻中筛选出来，难免挂一漏万，也难免以偏概全，但是仍颇具相当的典型性、代表性。因此，本文以《新闻记者》评选出的2001～2006年“十大假新闻”作为考察样本，探讨假新闻生产的特点。

　　“十大假新闻”的统计与分析

    1．假新闻首发媒体

多元化的媒体形成了“立交桥”式的传播网络，媒体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受市场利益的驱动，各媒体对稀缺信息资源的追逐日益白热化。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网站等媒体各显神通，竞相拼抢稀缺新闻资源。在新闻生产秩序还没有来得及规范的情况下，一些媒体慌不择路，甚至于不择手段，造成了假新闻的出现乃至泛滥。究竟哪些媒体容易产生假新闻呢？统计发现，6年来的“十大假新闻”中，来自报纸的占绝大多数，有54篇；首发于杂志的1篇；新兴的网络媒体首发5篇。相对而言，报纸、网站出现假新闻的数量多，而广播、电视则比较少。其原因恐怕在于：一是电子媒介文本的可保存性比较差，在评选中获选的几率比较小；二是报纸媒介市场发育相对成熟，竞争更加激烈。比如被评为2006年“十大假新闻”之一的“五胞胎”报道，电视媒体先接到报料，但并没有马上报道。而当地报纸记者听到电视同行介绍的“猛料”，马上抢发，让假新闻出笼。而网络媒介，因为过于年轻，发展的速度超过了规范的速度，致使常常出现“城门失火”的情况。

　　具体到报纸媒体，可以发现，党报的新闻可信度比较高，新闻生产相对规范。当然，这也与中国对时政新闻的特殊规制有关，由于党报刊发的信息主要掌握在党政部门手中，属于垄断性资源，即便其信息失真，也不易证伪。而那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报纸，假新闻数量相对较高，像《江南时报》、《天府早报》、《南方都市报》、《中国经营报》等甚至多次进入“十大假新闻”之列。可见，市场利益的驱动，是假新闻泛滥的基本原因。一些报纸为了吸引人们眼球，不惜突破新闻职业底线，炮制假新闻娱乐受众，欺骗公众，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2.假新闻的作者分析

新闻生产的主体是新闻记者、编辑，他们的职业责任感和专业能力制约着新闻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新闻生产者的责任感和专业能力一旦出了问题，假新闻就容易出炉。在2001~2006年的60篇“十大假新闻”中，出自特约记者、实习生、通讯员，甚至无署名作者的文本占了不小的数量。出自实习生之手的假新闻，可能由于业务能力不济，造成新闻真实性的失守；而特约记者、通讯员、无署名作者可能因为责任不到位，缺乏刚性约束，当事人就容易心存侥幸，蒙混过关。

　3.假新闻的选题偏好

　　从上述统计中不难发现，假新闻出现频率较高的题材多是社会、文化、体育，而相对较少的是经济、时政类题材。究其原因，与中国当下新闻语境下对不同新闻题材把关的严格程度有关：政经类题材，约束性很强，容不得轻忽，假新闻出现的频率就很低；而社会、文化、体育等领域题材的约束则相对宽松，泥沙俱下，成为假新闻的重灾区，比例高达85%。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政经领域假新闻渐有增多趋势，比如2006年除了“银监会拟发退市令”、“加收铁路建设费”、“济州岛建唐人街”等上榜假新闻外，还有“200万干部长期请病假”、“建行提薪三成”等消息也在轰动一时后被辟谣。这恐怕和当前硬新闻软着陆、时政新闻娱乐化的倾向不无关系。

　4.假新闻制作框架

新闻作为一种专业化的叙述文本，其叙述有特定的范式和结构，这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即构成了所谓的新闻框架。这种框架的形成与传者、受者以及传受语境所形成的默契、妥协有密切的关联。按照吉特林的说法，框架（framing）是一个持续不变(overtim e)的认知、解释和陈述框式，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范式。通过这样的框架，符号的处理者按常规（routinely）来组织话语。框架实际上是媒介所设置的新闻信息选择及理解结构，这种结构形成一个稳定性的约束视野。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也自然受到新闻框架的约束。新闻框架构成传者、文本以及受者之间的互动，而这种互动是在多次的对话、协商及博弈中形成了一种默契。假新闻作为新闻家族中的“劣币”，混迹于新闻丛林中，把自己伪装成真正新闻的模样，很难识别，有时甚至看上去比真的新闻还“真实”。常规意义上的新闻要素、范式它都具有，除了事实要素不是真的，其他的部分均不存在破绽，在技术表现上它什么都不缺，造成以假乱真的效果。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假新闻在新闻设置框架上还是存在一些特征的。假新闻通过一定的新闻框架，对信息进行过滤、选择，使得一部分信息被强化了，而另一部分信息则被遗漏、忽视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假新闻对新闻的显著性和反常性的追求要远远超出真实新闻。名人、奇闻已经成为假新闻追逐的重要元素，这些元素已深深地内化为假新闻的新闻框架。

　　从上述统计看，在假新闻中，利用名人叙事框架的假新闻所占的比例为6.7%；利用奇闻叙事框架的比例为65%；而利用名人+奇闻叙事框架的为28.3%。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吸引更多人的眼球，无中生有、危言耸听、炫奇斗怪、偷梁换柱、添枝加叶已成为炮制假新闻的常用战术。

5.消息来源分析

记者不是全知全能者，他不可能目击、见证所有的新闻事件。因此，记者得借助他人来帮助提供新闻信息，借助消息来源建构新闻叙事。为了建立新闻客观性的可信度，记者必须在新闻叙事中交代消息来源。交代消息来源就构成了客观性叙事的必要环节，也成为验证假新闻的重要关口。从近6年的“十大假新闻”中可以发现，没有注明消息来源的比例达38.3%。没有消息来源的新闻，无论如何是不能让人放心的。无名头的消息，往往是不负责任的信息。对于这样的信息，拥有新闻常识或经验的受众可能会心存戒备。

　　但是，注明了消息来源就是可信的吗？我们来看看那些注明了消息来源的假新闻，看看它们是如何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越洋电话采访郎平》中言之凿凿地声称，以“越洋电话采访郎平”的对话形式，报道郎平应邀执教美国女子排球队之事；《北京可喝上贝加尔湖高山矿泉水》中把消息来源安在中国宝贝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卞洪登的头上；《秦始皇兵马俑损失严重，专家担忧百年后变煤坑》中的消息来源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环境专家曹俊骥，但实际上是记者曲解、夸大了曹的观点；《新闻从业人员平均寿命45.7岁》的消息来源是医学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所指的是《新闻记者》杂志对上海在职死亡新闻工作者平均寿命的调查。《比尔·盖茨遇刺》的消息来源说是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但实际上是消息来源伪造了CNN网页，但是记者信以为真。无独有偶，《美传媒称千年女木乃伊出土后怀孕》、《汤加出现反华风潮》消息来源也是取自域外。这种经过转手的新闻来源，容易蒙混那些偷懒的记者。此外，《中央督察组上海明察暗访84％项目有违规之嫌》、《“中国印”设计专利被抢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拟改名》、《意韩赛主裁惨死于乱枪？》等假新闻都没有核实消息来源，造成新闻失实。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资讯异常丰富，网上的海量信息，给传统媒体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资源，但是虚拟世界的“新闻”很容易出现假冒伪劣，我们发现，在“十大假新闻”中，有不少的消息来源出自网上信息，这说明，网上信息渐渐成为假新闻生产的一个的重要源头。

6.纠错媒体分析

媒体规模的扩张和竞争的白热化既提高了假新闻出现的概率，也扩大了纠错、打假的阵容，给制作假新闻形成了巨大的震慑———要想心存侥幸，瞒天过海，在如今媒体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其难度是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高。从统计中可以发现，10%的假新闻是自己出来纠正错误，以正视听的；有76.7%的假新闻是由其他媒体揭穿的；还有8.3%的假新闻是同时由自身及其他媒体纠正的。此外，还有来自于网民揭穿的假新闻，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由网民进行新闻“打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7.假新闻纠错时间差分析

假新闻一旦传播出来，流散入社会，就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甚至还会酿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假新闻一旦出现，就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假新闻揭穿、纠正过来，假新闻在社会上流布的时间越长，其负面影响也就越大。反过来说，假新闻的寿命越短，其负面影响就越小。

　　从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在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假新闻的生命力相对短暂，在2～3天内得到纠正的比例最高。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存活”的时间在7天以上的假新闻也占有可观的比例。

　　简短的结论

    通过对《新闻记者》连续6年评选出的“十大假新闻”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假新闻的易发媒体多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媒体，这与竞争日趋激烈的媒体生态有一定关系，也与市场利益驱动有关。另外，记者专业技术不济也会造成业务失手。

2.假新闻的重灾区是社会、文化体育新闻，这与中国新闻语境下的新闻控制机制有关，也与受众日常接受兴趣存在很大的关联。

3.假新闻在制作过程中，其偏好大多集中于对名人、奇闻，显著性和反常性成为炮制假新闻的敏感穴位。

4.网络媒体的兴起对媒体生态的发育、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它的介入，搅动了媒体宏观生产环境，给原先相对稳定的媒体生态带来了诸多变数。网络媒体的迅速繁荣给假新闻的生产打开了便利之门，许多假新闻的消息来源出自网络媒体，而网络媒体自身也成为制作、传播假新闻，同时也是新闻打假的重要阵地。

5.由于媒体数量激增，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假新闻传播周期也呈缩短趋势。

如何解决假新闻的生产、传播问题呢？我们认为，遏制假新闻需要从几个环节下手：

一是从制度、机制入手，打造一个稳定的刚性约束机制，从整个新闻生产的大系统着眼，建立遏制假新闻产生的宏观制度环境。

二是对易发领域、易发媒体给予足够的关注，把握时机进行重点整治。

三是对新闻生产主体进行约束，对其生产行为进行规范，建立有效的培训、把关、激励和惩戒、评价等机制，尽可能把假新闻阻挡在新闻生产流水线之外。

四是一旦假新闻出现，尽快地缩小假新闻传播的时间，把假新闻的存留时间压缩到最大限度。

五是对于假新闻的规范可以进行分类管理。政经类新闻（严肃新闻）需要有严厉的约束机制；而对于那些软新闻可适度放宽其表达口径，不过，须以法律和社会公德为底线。

最后，建立新闻打假、纠错的专业机制，有必要成立专门的新闻打假、纠错机构。■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