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红波转自微信公众号：锦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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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深圳的龙华科技工业园。在这座占地面积344公顷的园区里，有成片的宿舍区、杂货店、银行、咖啡馆，甚至还有园区内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附近的人以及媒体的报道中，更习惯将这个工业园区称为“富士康城”。
没错，每天有超过20万名员工在富士康城的车间里组装iphone和ipad。自从2011年一系列工人跳楼事件发生以后，如何让这些劳动力“更愉快地工作”，成为了让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大企业颇为头疼的事情。
工人想要更多
有人说，赚钱、攒钱、寄回家已经不能满足于现在的中国工人了。和其它中国人一样，他们也想买智能手机、电脑，以及一套温馨体面的住房。和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工人相比，现在的这个群体正在要求更高的薪水，更全面的劳动保障。必要的时候，罢工成为了他们谈判的重要手段。
现在，工人与企业间的天平似乎正在发生反转。随着用工荒的出现，以及地方经济下行风险的加剧，中国工人争取权益的筹码正在日益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成立65年来，工人的权益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重视。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工专家凯蒂（Katie Quan）在她的论文中写道：“和之前的农民工只挣扎着求生存不同，现在的新一代农民工有更为强烈的自我价值意识，他们不仅希望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希望能给下一代更好的物质保障，他们也更重视‘尊严’。”
（去年中国爆发的工人罢工游行统计）
也正因为如此，“野猫游行”（非工会组织的罢工游行）最近几年经常在中国很多地方上演，受到波及的跨国企业，不仅有富士康、IBM、微软，还有沃尔玛和现代。最近，上千名卡车司机在宁波组织游行罢工，几乎让这个全世界集装箱吞吐量第六大的港口瘫痪。根据香港一家NGO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仅在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就发生了202起野猫罢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1%，而大多数的游行罢工，都发生在制造业领域。
罢工游行如此频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工人缺乏其它与用工方沟通谈判的渠道。虽然劳资双方的谈判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受到法律保护，但所有的工会都是归“中华全国总工会”管理。中华全国总工会目前总共有2.39亿名会员，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会组织。该组织的管理层一般由企业的高管精心挑选的职员组成，主要的任务是保持商业活动正常运作，因此通常会忽略工人而直接和工厂老板、高阶主管协商。
沃尔玛的一位管理人员称，中国的工会和西方国家的工会是不一样的。中国工会的主要目标是与用工方写作，而不是保障工人在与用工方对抗中的权益。2006年，沃尔玛爆发了“工会门”事件，24名沃尔玛的员工顶着巨大的压力，以职工自愿的方式组建了沃尔玛在中国的第一个工会，这被认为是中国工人成立工会从原本依附行政支持到依靠职工自愿的一次重要实践。
随着野猫游行发生次数的增多，这种工人运动的形式也越来越复杂，并开始扩散。得益于网络通信工具、博客和手机短信，一场罢工游行能很快从一个工厂扩散到一个区域的整个产业。
今年春天，中国的制造业之都东莞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游行。超过4万名工人的罢工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规模最大的工人运动。来自公众的同情和媒体的关注，让当局迟迟不能采取强硬措施。
这也就是为什么，包括地方政府和企业，甚至是中华全国总商会在内，也已经开始寻求与工人谈判，在罢工游行发生前，满足工人的诉求。
富士康城内的改变
几年前，富士康还是“血汗工厂”的代名词。2012年，一份来自公平劳工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的报告显示，富士康的工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而中国法定的每周最长工作时间是49小时；而工人每月的工资只有1800元人民币，工作的环境也十分严苛。从上个厕所到谁能到宿舍区探视，工人的一举一动几乎都会受到监视。
在去年公平劳工协会的另一份后续报告中，富士康工人的工作条件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为了应对外界的批评，富士康承诺将会在工会里给予工人更多的权利。去年，富士康称将让更多的一线工人加入到工会中，同时也会让工会的选举更为公开和透明。公平劳工协会的报告称，从去年1月至5月，富士康龙华厂区工会的工人代表比例已从10%增加到41%。近70%的员工代表都是一线工人。
但是，改变的速度并没有让很多人满意。
富士康曾对外宣称，会训练员工参与工会投票选举的素质。但根据工人和当地一些劳工权益研究者的反应，实际上的进步并没有像企业承诺的那么多。根据中国内地和香港一项针对685名富士康员工的调查显示，只有45%的工人知道他们在工会不仅有投票权，也有被选举权。大部分人从来没有停过工会选举，更别说投票了。
在新浪微博上，有一个号称是富士康工人的博主说，工会最终只会流于形式。一名工人在接受内地和香港研究人员的采访时说，富士康之所以会承诺工会选举，不过是出于企业形象的考量。
虽然缓慢，但改变已经在发生
当然，正在富士康城内发生的事情也悄然在中国其它城市发生。在东莞的制鞋工人罢工以后，中华全国总商会同一工人选举代表加入到工会中。7月，广东省总商会也承诺，在未来5年内将落实工会的民主选举。即便是在辽宁、湖北这些工人运动向来就比较薄弱的中部和北部省份，也开始批准工会的直接选举。
通过选举产生的工会代表，已经在有的个案中帮工人们争取到了更好的工作条件。广州某工厂的工会领导说，他通过谈判帮工人们争取到了18%的加薪和年底约一个月工资的奖金。另外如果工厂食堂的午餐涨价，工人们还能通过抵制来抗议。工会也要求工厂更换新的摆渡巴士。
在广州，2010年至今已经有10家公司通过选举产生工会领导。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杨涛（音译）说，竞选者们在各种平台上向他们的“选民”拉选票时，有的承诺会为工人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有的也承诺会争取更好的食堂伙食。在争取更高的薪酬待遇方面，这些选出来的工会领导也比那些直接任命的显得更给力。根据杨涛的调查，通过选举产生工会领导的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是4000元，而广东省其它工厂的平均工资是2000元左右。
但是，中国工会的一系列改革也遇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阻力，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方的反对。2010年广东现代的工厂发生罢工游行后，当地政府曾考虑在省内所有工厂都批准集体谈判，并进行职工谈判代表团的选举。但这一提案很快就遭到了资方的反对。当地政府最近修改了这一提案，但同样也遇到了来自省内港商的反对。
工人内部也有反对工会选举的声音。特别是一些待遇较好的老工人，他们并不想改变现状。
虽然阻力重重，但窗户一旦打开了，就很难再关上了。中国工人的劳工意识正在觉醒，虽然缓慢，但改变已经在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