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江涛
在20世纪，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开放社会”（Open Society）的理念，以反对极权主义，强调政府透明、公民自由、思想多元和民主制衡。他坚信，一个社会唯有允许批判与自我纠错，才能有效地防止专制腐败的滋生。然而，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驱动下，“开放社会”的核心机制正面临技术性、制度性乃至文化性的侵蚀与重构，甚至开始在实践中“失灵”。
监控技术的飞跃发展，机器学习与AI的算法整合，尤其是社会信用系统、面部识别、大数据决策等治理工具的全面铺开，使得“信息对称”变成了一个倒置的幻象。在今日，掌控数据的不是个人，而是政府与大型科技公司；揭露权力的不是媒体，而是算法本身在“悄无声息”中塑造现实。
一、全景式监控：自由的幽灵
从“看得见的摄像头”到“无处不在的感知网络”
在20世纪末的监控图景中，人们警惕的是路边的摄像头、通话监听、卧底间谍等传统手段。但今天，监控早已从“有形”进化为“无形”：通过用户的浏览数据、消费习惯、社交图谱、身体数据与行为预测模型，形成全景式、实时化、去物理边界的“行为云图”。
美国的“棱镜计划”：民主国家的暗面
2013年，NSA承包商斯诺登披露了“棱镜计划”（PRISM），震惊全球。该计划通过与全球主要科技巨头（Google、Facebook、Apple、Microsoft等）合作，秘密收集包括电子邮件、语音通话、社交互动、云端文件在内的大量用户数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给予了这些行动“合法性”，而这正是民主国家在国家安全名义下对开放社会的一种反讽性背叛。
- 以色列NSO集团的“Pegasus”间谍软件被曝出被用以监视记者、人权律师与异议人士，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沙特记者卡舒吉生前的联系人等。
- **英国的GCHQ（政府通信总部）**通过“Tempora”项目，对全球光缆数据进行实时分析，曾被形容为“比NSA更激进”。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系统性算法治理的范式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从2014年试点至今，已经在部分城市形成“网格化覆盖”。不仅包括金融信用评分，还延伸至网络发言记录、社交互动、行政处罚、甚至图书借阅行为等“软数据”。
例如：
- 在苏州某地区，市民使用信用积分兑换超市折扣；
- 在杭州，低信用者会被限制租房、限制网约车服务；
- “老赖黑名单”机制导致被执行人无法乘坐飞机或高铁。
社会信用机制表面上是“奖惩合一”的治理工具，但在结构性上，它是一种去司法程序化的“信用惩罚”系统，赋予行政权力通过评分系统影响公民权利的正当性。
二、失效的抗争：开放社会的盲点
在开放社会框架中，抵抗权力滥用的关键机制包括调查性新闻、司法诉讼、议会问责与街头运动。但在数字时代，这些工具被系统性削弱。
1. 舆论控制的算法化与智能化
- 中国的微博、抖音、知乎平台采用AI内容审核机制，自动识别并屏蔽“敏感词”，如“反送中”“新疆再教育营”等；
- YouTube和Twitter等美国平台也存在内容“降权”现象，部分反疫苗或反政府言论即使未被删除，也会被隐藏或算法降权。
2. 行动预测与“行为预审”
- 美国芝加哥警方曾使用“犯罪预测算法”预测潜在嫌犯，导致大量无前科的非裔男子进入“高危名单”；
- 中国警方使用“合成人口库”+AI行为轨迹分析，曾在新疆实现对上百万人口的“风险等级评估”；
- 韩国疫情期间，通过支付记录、定位、监控录像等，重建确诊者行动轨迹，虽然有效，但也引发对隐私极限的担忧。
3. 数字身份的泛化与实名制度的无孔不入
- 中国健康码、行程卡系统，疫情后仍保留部分功能，在若干场合仍作通行凭证；
- 日本的“我的号码制度”（マイナンバー）原为社会保障卡，现正逐步绑定银行账户、医疗记录；
- 印度的“Aadhaar”生物识别系统拥有全球最大人口数据库，已成为领取政府补贴、开设银行账户的强制凭证。此系统曾被印度最高法院审查是否违宪。
三、技术时代的自由困境
技术并非天然中立。一旦融入治理结构，它就被赋予“目的性”。在现代社会，“效率”与“安全”的崇拜已使人们对自由的退让变得不再敏感。
面部识别与公共空间的消解
- 在英国伦敦，警方在特定区域部署面部识别摄像头，曾错误标记数百名无辜市民；
- 俄罗斯在反战抗议期间，借助莫斯科地铁的面部识别系统精准抓捕抗议者；
- 中国的天网系统号称拥有超5亿摄像头，精准识别时间仅需1秒。
数据资本主义下的“算法歧视”
- 美国信用评分巨头Experian、FICO的算法曾被指存在种族偏见；
- 亚马逊内部AI招聘系统因学习历史数据，自动对女性程序员简历“打折”；
- Uber和Lyft等平台因乘客评分机制，使某些族裔司机接不到订单。
“技术专制”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压迫，而在于其“温和面具”——我们被说服为自己建造监狱，然后心安理得地住进去。
四、结语：重构开放社会的可能性
我们正站在一个时代的门槛：一边是被全面数字化管理的社会秩序，另一边是自由传统在科技浪潮中的回声。如果开放社会要延续，必须重新思考其制度根基、技术伦理与文化软实力。
可行路径：
- 制度上：
- 推动《数据保护法》《算法透明法》立法（如欧盟GDPR为范例）；
- 建立跨国技术伦理监督机构，防止技术全球扩张中的合法性空洞。
- 技术上：
- 开发开源、可审计的算法系统；
- 限制面部识别、预测性监控在公共领域的应用。
- 文化上：
- 设立数据公民教育课程，让公众意识到“被算法治理”的现实；
- 鼓励异见表达平台的技术创新，如去中心化社交网络（Mastodon, BlueSky 等）。
正如捷克作家哈维尔所说：“最大的危险不是暴政，而是一个人麻木地接受现实。”在数字乌托邦的幻象下，我们或许正进入一个舒适型的监狱。要守护开放社会，必须用技术回应技术，用制度规范制度，用思想点燃沉默。
自由，不会在未来突然降临。它必须从现在开始，被重新想象、争取和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