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59年初的一天，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的小孩们被带到户外活动，王佩英和高淑琴打扫室内卫生。王佩英烧了一锅热水，为了擦卧具或者消毒。在她端着一脸盆热水经过一个光线幽暗的过道时，一个小孩突然冲了进来。王佩英毫无准备，避让不及，一些水泼到了孩子身上。小孩衣服脱下来，肚皮上烫了一小块红。有些人借此整人，“狠挖思想根源”。会上，有人反复责问王佩英：“当时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啊？”同时也有人开始挖她的出身问题，说她是“地主丫头”。此事不久，王佩英被调离托儿所，转到单身宿舍当清洁工。以干部身份被安排当清洁工，显然这是一种政治打击。
1961年，王佩英买了一尊白瓷的毛主席像放在家里。那时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氛围还不像后来文革时期那么浓厚，买毛像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儿子张大中记得，母亲刚买来这尊像之后还对孩子们说：“毛主席可是我们的恩人啊。”同时王佩英对刘少奇也非常崇敬，在1959年单位办的庆祝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的会上，她不称刘主席，而称少奇同志，非常有感情的样子。在家里，王佩英有时一边带孩子们洗脚，一边捧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声阅读。
大约是1962年，大饥荒之后，王佩英的思想发生变化，从把毛视为恩人转变到直接批评。她公开表示，刘少奇是对的。“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泽东。”1963年3月，单位用车把王佩英送到精神病院看病，但并没有看出什么病来。她的档案中记载，1965年以来，王佩英“多次疯狂攻击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还写了13条反动口号恶毒的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吹捧世界上最大的叛徒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到这个时候，在单位已经没有人敢和王佩英讲话。她甚至激烈到去天安门广场和灵境胡同散发传单。灵境胡同是中组部所在地，她大概此时还寄希望共产党的组织程序能纠正这种不正常的政治走向。但是毛泽东此时连刘少奇都要消灭，组织部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1965年4月，王佩英做出了今天看来惊世骇俗的举动——要求退党。“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我坚决退党，从现在起我不参加你们的会了，不交党费，你们也管不了我了。”“共产党官越大，越骑在人民头上，那些坐小汽车的都够劲。”
1965年7月，王佩英又提出书面退党申请。“誓死不信不信，一定坚决不信仰共产党，速办退党手续交我本人。”“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不久，王佩英被单位强制送进安定精神病院，几个月之后转至回龙观分院。
大多数友人对王佩英是非常同情的，但很少有人能理解她的思想，也很少有人敢去理解她的思想。曾洁光听说王佩英住院了，买了蛋糕去看望。那天王佩英非常清醒，很动感情，回忆了当年地下党在开封战斗的很多情景。许多细节曾洁光都忘了，王佩英却记得一清二楚。讲到当下，她开始批评毛泽东。曾洁光不敢接话，匆匆告辞。回到家里，曾洁光难过得留下了眼泪，对妻子说：“王佩英真的是疯了，她连毛主席都敢骂。”
这个阶段王佩英有很多言论谴责共产党、毛泽东变质了。“共产党员不管老百姓饥与渴。”“共党居世，铁打江山。共产党员，着上马衣。升官发财，耀武扬威，骑在民身，作威作福。只顾自己，不顾人民。”“四大家族都逃走。五大家族毛泽东，人民财产归你手。”“陈独秀是好人，应该永远纪念他。”
王佩英在看透了高层政治的丑陋之后，在单位和社会上挺身而出，在家里却从来没跟孩子们提过这方面的问题，也没表露过这方面的想法。在王佩英坚决要求退党的时候，她的孩子们都还在积极的向党组织靠拢。那段时间，王佩英经常给儿子大江讲一个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故事：一个国王临死前，把孩子们召集到床前，给每人一支箭，让他们折，儿子们轻轻松松就折断了。老国王又拿出来一把箭，让他们折。他们用尽力气，谁也折不断。大江对政治毫不关心，但对朋友很讲义气。想来母亲是希望大江日后能照拂兄弟妹妹。文革期间，作为黑五类子女，王佩英的孩子们的确没有受过红卫兵多少欺负。
最小的孩子女儿张可心记得，1965年前后，春夏之交的一天，晚饭后，妈妈专门拉着她一个人出去散步，别的孩子都没带。走到大约是军事博物馆附近，母亲搂着开心，很认真地说：“妈以后要是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可心当时就哭了，搂着母亲说：“妈妈别瞎说，不会的。”
王佩英住在精神病院那几年，大中每隔一段时间都在周末去探望母亲。每次去都带大约1元钱的营养品，比如藕粉之类。母亲从不和他谈自己政治观点，只问候一些最普通的家常，母子常常是相对无语。有一次大中去医院要走的时候，一个好像是工友的中年妇女拦住他说：“你妈平时可想你们了，整天念叨你们，特别是你们的小妹妹可心。你还不回去拍张合影，让你妈能看到你们。”1967年夏天，兄妹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最小的三个孩子，扎着红领巾，在前排，笑容纯真灿烂；身后的四个哥哥，表情都是严肃的。
有一次，大中去看母亲，时间到了，在他准备告辞的时候，王佩英突然说了一句让他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之后终身刻骨铭心的话：“孩子，妈做的事可能会拖累你们，妈对不住你们啊。”
被关在精神病院的王佩英，每天都被喂服或注射大量镇静药物，导致反映迟缓、口角流涎，但她的基本信念始终非常清晰。1965年12月20日的病历中记载：“治疗已达五个月，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至7月，北京已组织了公开批斗刘少奇的批判大会。
已经没有理由再把王佩英作为精神病人看管了。1968年6月6日，主治医师吴志长写了王佩英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
那是初夏的一天，大中正在家中，母亲单位的王世彦书记在楼下喊：“王佩英的孩子快下来。”那天王的态度非常严厉，是公事公办的表情，告诉张大中：“你准备一个洗脸盆、一块肥皂、一个毛巾，拿点儿你母亲的衣服送来。”王世彦的态度让他感到脊背发凉。出于潜意识中的恐惧，大中收拾好这几样东西，却不敢去送，叫小妹可心送去。
被从精神病院押回单位的王佩英，开始接受更残酷的群众专政。关押的地方离家不远，懵懵懂懂的小可心拎着给母亲物品，来到了关押母亲的地方。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凶狠、面无表情的男人。可心说给母亲送东西，那人接了过去，门就砰的关上了。
这只有几秒钟的一幕，永远印进了张可心的脑海。房间里，对门有一张桌子，一个人坐在桌后，一个背影像是母亲的女人，手被绑在身后，双膝跪在桌前，身后还站着人。也许是听见了可心的声音，这个女人挣扎着扭过身来。在她侧脸时，可心看清她嘴上戴了一副像是口罩的东西。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王佩英，她应该也听见了可心的声音，也许只要再有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她就可以扭过头来，和她朝思暮想的小女儿可心见上最后一面，门却无情地关上了。
那副口罩一样的东西，是中国人最有想象力的发明。“革命者们”在林昭身上也用了，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人说话，更不让人喊出口号来。
王佩英受到的待遇除了毒打，还包括饿饭，手反绑，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难友回忆，王佩英当时“脸色蜡黄，被折磨得瘦弱不堪”。可是劳动的时候，她却一点儿不偷懒，甚至常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有一次一连几天倒腾久存仓库并已开始腐烂的大白菜。许多菜叶烂得粘糊糊的，散发出一股股刺鼻的臭味。“只见她麻利地捧起一棵棵大白菜，掰掉四周腐烂的帮子，迅速地码到另一个干燥的墙角，平平整整的。她又找来长长的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她码得又多又好。”清理炉渣，“她把已烧过的煤渣扒开，挑拣出那些略微透黑还没烧尽的煤块，堆在一旁，送进炉膛再次燃烧。一上午她不喝一口水，不歇一次工，下午也照干。歇工时几乎都在拣未烧尽的煤渣。”
这时，王佩英的选择很像基督徒的宽恕精神，你打我的左脸，我就把右脸也给你打；又像佛家的以忍辱为修行，逆来顺受，毫无怨瞋。你让她劳动她就加倍地劳动，但要逼她认罪，她就表现出金刚石一般的坚硬，“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变本加厉”。
王佩英在什么地方藏了笔和纸，写了很多小纸条。当被看押去食堂的时候，她就偷偷把这些纸条塞到有人能看到的地方。1968年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王佩英甚至在食堂“高喊反动口号，疯狂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攻击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更可恶的是，她于9月29日写了大量反动传单预谋在国庆节散发，真是狗胆包天，猖狂之极。”
王佩英在食堂非常镇静，人最多的时候，她起身大声说：“同志们，我有几句话要说……”造反派急忙七手八脚堵住她的嘴，把她拖回去，然后饿饭，毒打。有几次打得太狠了，几乎是往死里打，难友们都哭了，齐克琦鼓起勇气抗议：“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最后一次大概是10月4日，她已不可能慢条斯理讲话，而直接在食堂喊出口号“刘少奇万岁，打倒毛泽东”。在那全国上下一片高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疯狂时刻，王佩英却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巨大勇气，与这个癫狂的社会完全彻底地分庭抗礼。
齐克琦、刘克英等难友劝她，不要鸡蛋和石头碰了。王佩英说：“刘少奇是吃人民的饭的，毛泽东也是吃人民的饭的，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我想不通。”“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要把刘少奇整成这样，这么害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
王佩英被打的时候，都是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人家让她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她顶回去：“谁是叛徒，谁心里清楚。”有人威胁她要坐牢，她就说“我愿意把牢底坐穿”。人家说你不怕死？她答：“到这个时候我还怕死吗，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
最后有一次，只有一次，在审讯人员面前，王佩英哭了。审讯人员威胁她，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否则她就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女了。王佩英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时她哭了，哭得很伤心。可擦干了眼泪，还是坚持刘少奇不是叛徒。这时候极权体制在王佩英面前已经展现出最邪恶的面目。一个号称是革命的政权，已经没有道义和是非可言。强权在赤裸裸地以人伦情感来胁迫一个女人放弃她的信念。但王佩英不吃那一套。
1969年11月，刘少奇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他被囚禁的地方就是王佩英的家乡开封。一个国家主席，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他躺在一张小床上，“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在高墙电网下，对一个垂死的老人重兵看押，他所住的小屋窗户连玻璃都没有。此时的毛泽东正在武汉的东湖宾馆，住在东湖梅岭—号这座专为他修建的行宫式别墅里。这是在饿殍遍野的1960年为他建造。
1969年下半年，王佩英参加了无从统计次数的批斗会，被拉到各个区和农村的大队游街批斗。这样的会上，除了有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还要有一些地富反坏家庭的代表“陪斗”。革命群众强迫被批斗者以“喷气式”的方式低头认罪，另有人扮演“人民群众”，歇斯底里地在下面高喊口号，以示立场坚定。汉娜阿伦特说，极权主义区别于传统专制之处在于，它要提供给群众一种虚妄的参与感。这样一方面人民被像木偶一样操纵，另一方面很多人却能找到一种主人翁一样的自豪感。
王佩英每一次都反抗。大家喊口号的时候，她会挣扎着扬起头来。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她喊“打倒毛泽东”。一开始，造反派没有准备，只有拳打脚踢，情急之下用抹布甚至泥巴来堵她的嘴，到后来干脆批斗时就拿类似嚼子的东西勒住她的嘴。一个有力的年轻人在后面牵着，使她不能发声。即使这样，王佩英依然反抗。“叫她跪她不跪，就用脚踢她。”扭着她手的时候，“她头发一甩一甩”，很激烈的挣扎，要好几个人才能按得住。有一次，在57中操场，举行包括周边中小学生和居民参加的批斗会。王佩英被从囚车上押下来的时候，三个人才能摁住她，因为剧烈的挣扎，她一个脚上的鞋袜都掉了。
王佩英的大儿媳杨永茹的一个姑姑和姑父是海淀四季青大队人，因出身不好，经常被拉去“陪斗”，有一次就是批斗王佩英的批斗会。结婚前后，杨永茹曾向家里人提起婆婆王佩英，他们立刻就想起来“那个女人可真厉害啊，跟造反派对着干，别人喊口号，她对着喊，搞得批斗会进行不下去”。王佩英的力气当然不可能有那些按着她的年轻人大，很多人看来，她简直小胳膊拧大腿，自讨苦吃。但王佩英的挣扎却是在万人面前一种鲜明的姿态，是对红色恐怖的彻底蔑视。
1970年1月18日谢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请示，1970年1月22日得到批复，文革期间的司法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了判决书。1970年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判处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
1月27日这一天，离除夕夜只有9天了，正是筹备年货、全家团圆的时光。全北京，包括中小学生，号称十万“人民群众”被召集到工人体育场。工体是1959年全国总工会建设的，是当时国内最好的体育场，能容纳的观众最多。第一届全运会就在那里举行，那时刘少奇就坐在主席台上。到了文革，它的主要功能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示众场，彭德怀、彭真都是在这里被批斗后囚禁的。
那个年代没有大屏幕投影，大多数后排的人民群众看不到那些反革命分子的面目是不是真的很邪恶。他们只是被教育：台上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异教徒，是魔鬼，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他们的救星，是他们的神。
鲁迅在日本学医的时候，看到一张幻灯片。日俄战争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也是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这个场面改变了鲁迅一生的轨迹。他发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鲁迅可能想不到，日俄战争之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在同胞要被杀害的时候，非但必须旁观，而且十万人都要整齐划一地挥舞拳头，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为惨剧喝彩，以表示自己的忠诚。
王佩英对这一天是有准备的。她曾经说过，自己是有罪的。王佩英也许会想起丈夫张以成第一次向她介绍共产主义时她自己的激动和紧张，会想起地下党战友胡俊三等当年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牺牲的信念和理想，还有她49年之后和张以成来到北京看到焕然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和五星红旗时的喜悦和憧憬。难道她所热爱和献身的革命事业，到头来就是要把国家和人民变成现在这样吗？！
在会场中央，王佩英还在挣扎。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她用全身的力气，想把头扬起来，又被按下去。大概是既怕她喊出口号，又怕带上嚼子或拿抹布堵嘴太明显，原来无产阶级专政是如此孱弱，连一个女人死前的几句话都承受不了，所以他们挖空心思用一根细绳子勒住王佩英的咽喉，让后面的人拽着。这样既能使她发不出声来，远处的“人民群众”又看不到陷进肉里的绳子。后来专案组的人说，王佩英在公审后被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就被发现已经勒死了。
在那么多年无休止的凌虐折磨中，王佩英没有放弃，没有被击垮，仿佛立于磐石之上。她为自己所看见和所相信的，行动了，完成了，见证了。
这一天，到了傍晚时分，王佩英的儿女们全都知道，母亲走了。从今往后，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永远再也见不到妈妈了。但他们还得小心地不能让别人看出悲伤，他们是王佩英在尘世的念想，生活还要继续。今天，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是王佩英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并不后悔。
补白：赵某家住在一条老街上。老街都是木板房，邻居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板壁缝隙大的连手指都伸得进去。为避免不雅场面被邻居偷窥，各家就用旧报纸糊住板壁。文革开始后，各家各户为表现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还竞相在板壁上贴满大大小小的伟大领袖画像。居委会挨家挨户统计，开展检查评比。一天，下着大雨，赵某从外面归来，脱下湿漉漉沉甸甸的蓑衣挂到板壁上。由于钉子太小，挂不住，于是他便找来一根三寸长钉，往木板壁上钉。没想到，钉子穿透到邻家，不偏不歪，从那家贴的《毛主席去安源》画像头部穿了出去。邻居素与赵家有隙，立马报案。人保组办案人员把赵某叫到邻居家一看，赵当场吓尿，瘫坐地下，一个劲儿地哭天抢地。赵某解放前曾任过伪职，镇反时因有立功表现，没有杀掉。现在旧帐新帐一起算，被以反革命罪判十二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赵没有熬到“天亮”，病死在劳改农场。农场叫人用几块薄板装一下，拉到后山埋了。家人来收拾遗物时，被告之：“罪有应得，给国家省了24斤粮，支援亚非拉。”不过还好，农场没向其家人索要棺材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