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敏转自女权学论

05/12/2020CHINESEFEMINISM1时事评论

民政：警惕西方女权主义/酷儿理论研究中的“泛反种族主义”倾向——从香港“反送中运动”说起

民政

2019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感恩节的前一天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为还在苦苦支撑的香港抗议民众送上了一份节日的大礼。这一举动立即收到了无数港人的热烈回应，他们于28日晚在爱丁堡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以示感谢。自2019年6月初起，以争取真普选、司法自主和成立关于港警暴力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为主要目标的香港“反送中”运动至此已经持续了近半年的时间。这一以法律形式确立的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让抗争者们在中共以及港府的强压之下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当然也不乏批评者。在他们当中，出现了一群似乎是最“不可能”的反对者——以追求为弱势群体发声，帮助建立社会公平自由为己任的女权主义/酷儿理论研究者。在她/他们看来，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西方政客利用社会矛盾抹黑中国的又一个案例。在当前新冷战思维盛行的国际形势下，诸如此类的针对中共政府的负面消息会进一步助长对中国人的偏见。特别是随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的崛起，这种偏见被附上了强烈的种族歧视色彩。在西方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在世界地缘政治和话语体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下，任何针对现有格局的挑战者（如中共政府）都会强化现有不平等的体系。鉴于此，她/他们强调香港问题的复杂性，主张在该问题上保持沉默，即便发声，也应当以一种理性、超脱的方式进行客观分析，避免情绪化、道德式的论战进而复制以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中心论。

这种政治正确式的，脱离具体语境的 “泛反种族主义” 叙述方式无疑契合了当今主流左派思想，对于学界，尤其是那些在西方生活和学习，来自中国的女权主义/酷儿理论的年轻研究者来说，具有极大迷惑性。一方面，由于脱离了国内的社会现实，这些学者们失去了近距离观察感知各种社会问题的机会（对于那些在中港边界另一侧的抗争者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很难对弱势群体所面对的社会不公产生共鸣，很多人因此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另一方面，她/他们需要每天面对各种现实的种族歧视问题，开始对中国政府以及被其代表的“祖国”产生情感上的依赖，进而将其浪漫化以致于对政府的各种暴行三缄其口，甚至进行美化包装。鉴于此，笔者希望通过简单梳理有关亚裔(Asian)的话语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发展演变的历史，并结合国际局势来解析为何这种 “泛反种族主义”取向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甚至极端有害的。

对于生活在西方社会中来自地理概念 “亚洲”(Asia)的群体来说，尽管他们在语言、文化传统、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往往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经历：自从来到并扎根于新的生活环境，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完成了另外一次身份同化。无论自愿与否，他们都接受了“亚裔”（Asian）这样一个新身份标签（试想哪个在国内生活的国人会用这个标签来描述自己）。而另外一些同样来自 “亚洲”的群体，如印度裔以及海湾地区移民，却不得不面临一种新的身份危机：他们的“亚洲人”身份无法自动转换为“亚裔”身份，同时因为地域、肤色以及文化上的差异，他们发现自己也很难被归入其他种族类别，如非裔（African），西班牙裔（Hispanic），或原住民（indigenous）。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亚洲，亚裔，亚洲人，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词汇在不同的情境下其含义往往天差地别。

以美国为例，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亚裔相对于其他种族标签出现的时间要短许多，在20世纪初才逐渐被接受并使用。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是最早向美洲大陆输送移民的亚洲国家之一。19世纪初，大量华裔劳工受“淘金热”(gold rush)吸引来到美国西部打拼，而另外一批中国工人则加入到了建设太平洋铁路（continental railroad）的大军。这些以重体力劳动为主的工种决定了这批劳工大部分是男性。为了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也有少量的中国女性被引入美国，她们往往需要同时负责照顾多名男性的日常起居，为他们洗衣做饭以及完成各种家务劳动。从客观上讲，虽然这种家庭生活形态大大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为资本主义在美国西部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但在以一夫一妻核心家庭为标准的美国人看来，无异是离经叛道难以接受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对华裔早期的刻板印象—即华人女性是天生的妓女荡妇，而华人男性则完全无法适应一夫一妻制婚姻。与此同时价格低廉且任劳任怨的华工也使得其他白人劳工，尤其是爱尔兰裔工人感到极大威胁，害怕无法与华人竞争而失去工作。在他们的压力之下，美国国会于1882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移民，以免其破坏美国社会的“正常生活”。

紧随华裔劳工进入美国的是来自日本的移民。从19世纪中下半叶开始，随着西进运动的发展，大量新开辟出的可供耕作的土地催生了新的农业经济。与淘金和铁路建设行业不同，农耕业常常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劳作，因此与性别比例严重不平衡的华裔相比，日裔移民中男女比例相当，保持着一夫一妻的生活方式，因此被认为是符合美国性别婚姻价值观，在很长时间内被看作和华裔完全不同的两个族裔（ethnicity）。然而好景不常，伴随着新的疆土的开拓，以及大量涌入的来自西欧以外的新移民，美国人也开始产生了新的身份问题—到底什么是美国？什么是美国文化的核心？而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在这一背景之下，原本被归类为不同族裔的华裔和日裔被共同归入了一个新的种族类别—“亚裔”（Asian）。基于这段特殊的移民背景，亚裔在美国常常被认为是“永远的外国人”（perpetual foreigners），从20世纪初开始，亚裔作为一个新的种族分类开始被越来越的美国人接受并使用，从一开始专指东亚裔，到后来扩大到东南亚裔移民。

自其诞生之日起，作为一种新的种族概念，亚裔就成为西方各主要移民国家用来操控人口结构进行管理社会的重要工具。基于对大量涌入的亚裔移民对美国白人文化冲击的担忧，美国国会于1920年通过了“限额法案”（quota act），限定以国家来源地来分配每年新移民的配额。由于亚裔相对于其他种族人口基数相对较小，该法案事实上极大的限制了来自亚洲国家的新移民。与美国相同，其它许多移民国家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以限制非欧洲裔、特别是来自亚洲的新移民以保持其纯正的白人文化传统。例如，澳大利亚于1901年通过了“移民限制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加拿大也于1923年通过了“华人移民法案”（The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西方主要移民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劳工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而来自西欧的移民开始无法满足暴增的需求。自1950年代起，各国纷纷取消了对移民的国别限制。以美国为例，随着1965年的移民改革，亚洲和拉丁美洲迅速取代西欧成为其主要移民来源地。从196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生产的国际化进程加深，美国开始计划将其传统的“夕阳产业”，如服装纺织、电子制造类行业转移到其它国家，将重点放在发展高科技行业上。政府制定出特殊政策吸引了大量来自亚洲的，出生于中上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理工类留学生，依靠这些有生力量打造出领先各国的高新产业。截至到2010年，亚裔占据了硅谷高科技技术人员的半壁江山以上。

除了通过具体政策吸引并留住来自亚洲的人才之外，围绕亚裔产生的新种族话语也为美国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动力。与早期将亚裔等同于低收入、低技能 “苦力”的刻板印象不同，自1970年代开始，出现了新的种族话语将亚裔塑造成新的“模范少数群体”（与更早的“模范”犹太人相对），将那些来自于中高收入家庭并因此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机会的新亚裔描绘为通过自身不断努力而获得成功的典范。而他们借助于原生家庭优势而取得的成功被进一步归因于其“亚裔文化”—一种源自于儒家思想，重视家庭，重视教育，服从于权威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亚裔在经济文化上的令人瞩目的成就。这种看似正面积极的话语背后其实掩藏的是亚裔移民群体中各种阶级差异和性别不平等。以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为例，在光鲜亮丽的“模范少数群体”光环之下的是大量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并滞留美国的低技术劳工，他们往往集中在中餐馆、赌场或者是亚洲超市这样一些低收入且无晋升前途的行业。

这种关于亚裔的新种族话语也迅速传递到了太平洋的彼岸，成为各后殖民国家管控社会、发展经济的重要工具。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以已故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以及现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为代表的政客为了塑造并推行其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宣传推广所谓的“泛亚洲主义“（Pan-Asianism）。这一所谓的 “亚洲文化传统”与流行于西方社会的种族话语遥相呼应，强调“亚洲”各国应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积极发展教育并推崇权威，借此来推动一种新威权统治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上的成功。此处所谓的“泛亚洲主义”显然不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南亚国家，以及伊朗、伊拉克等海湾国家。

而这种源自西方，并被东南亚各国广泛传播的新种族话语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与俄罗斯相对失败的经济转型不同，中国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能够顺利展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其拥有一大批海外移民，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或间接投资成为促进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由于这些长期生活在海外，尤其是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移民往往国别意识（national identity）淡薄，所以种族话语就成为了建立情感纽带的主要渠道。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不断利用关于亚裔的种族话语，通过对所谓亚裔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进行重新包装，来对“漂泊”在海外的游子进行喊话并号召其为他们的“祖国”服务，并不断向世界各国建立“孔子学院”来进行文化渗透，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以香港为例，其居民对内地的直接投资长期占据中国所获直接投资的半壁江山以上。直到最近，通过香港对中国内地的外汇投资仍占中国外资来源的60%以上。

由于其在根本上和性别话语紧密联系并互相影响，种族话语也成为了中共加强其父权制集权统治的重要工具。在西方社会，与其他种族相比，亚裔女性往往被认为是更加顺从恭谦、温柔贤惠，因而是许多人心目中理想的“好妻子。”而亚裔男性则正好相反，被认为不够阳刚，学究气太重，甚至是天生的同性恋，因此在婚恋市场（包括同性及异性）上往往是最不受欢迎的群体。而在中国，为了彰显中华民族的强大和种族优势，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不断加强对女性和各种性少数群体的打压，比如“剩女”、腐女、女权行动派以及“娘炮”，借以显示其男性霸权和父权统治以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国崛起和中国梦。”

通过本文对关于亚裔话语的简单追溯，我们希望说明：种族话语并不仅仅是划分个人身份和进行身份认同的标识，而是植根于具体社会历史背景中并且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当权阶层管理社会、宰治国家、引导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不受国境限制并具有很大流动性。鉴于此，种族话语和与此相联系的种族歧视并非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厘清这种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辨析“对于中国政府的批评会加深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这样简单粗暴的“泛反种族主义”话语。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政府和政府间通过种族话语进行的国际竞争和对抗也有可能为各国还在为民主自由、社会进步努力奋斗的普通大众带来新的机遇和抗争空间。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占领道德制高点以及显示对其竞争对手意识形态的优势，放松了对少数族裔的压迫，成为了黑人民权运动能够在1960年代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以此类推，受到民主和共和两党高度支持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也是在中美关系紧张、贸易争端加剧的条件下为香港人民争取普选和自治提供的新的机遇。作为以追求为弱势群体发声，帮助建立社会公平自由为己任的女权主义/酷儿理论研究者，我们也应该对此保持警醒，以免以香港问题为新焦点国际地缘政治的竞争被西方右翼政客加以利用加强其对本国少数群体的控制和剥削，如美国特朗普政府通过香港及中国问题展开的新一轮对所谓“社会主义”的攻击，并以此为借口企图进一步减少甚至取消对社会低收入人群的福利以及医疗健保等。尽管在全球化语境下各种问题越显复杂纷乱，但只要我们选择和弱势、边缘群体坚定的站在一起，而不是以各种借口为强权站台，就不会迷失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