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茂转自BBC中文
香港“反送中”运动：禁书、禁语、自我审查与香港人被“再教育”
被削弱的第四权
这种社会气氛让“港漂”记者Andy（安迪）感到似曾相识，他说身边的“港漂”朋友都是自由派，偶尔会讨论时政，但大家都很警惕。“总是聊到一半就有人慌张地问，电话会不会录音，会不会被举报，大家都已经离开中国境内，但还是处于惊恐的状态。以前只有和大陆人一起才会这样，现在和香港朋友聊天也一样了，他们会说，不要再讲了，小心被国安抓。”
安迪在2018年移居香港并加入英文媒体，2019年在前线采访“反送中”运动，亲身体会到近年新闻界的巨变。
他说运动初期遇到警察拉起“橙带”封锁线，阻止在场记者拍摄。“我先到达，看到橙带就想转身离开，随后一大群香港记者赶到，他们看到橙带全部一起破口大骂，骂警方妨碍新闻自由，警员自知理亏很快就解封让传媒进去。那一瞬间我才醒觉，原来是我有问题，我以前在大陆跑新闻经常被扣留问话，对警察非常恐惧，本能反应是逃，就算搬到香港也像一头习惯了被牵着绳的狗，但香港记者很清楚自己的权利。”
惟“反送中”运动期间警权扩大，数月后他采访时遇到同类事件，记者已变得敢怒不敢言，“只剩下一两位资深行家还会跟警察理论”。到2020年7月1日、《国安法》生效翌日有市民上街抗议，现场记者更是看到警方防线就主动回避，这个转变让他不胜唏嘘。“我当初奔着新闻自由来香港工作，怎知道短短几个月内，香港记者已经变得和我这些大陆记者一样了，整个环境都变了。”
2019年后，传媒作为第四权、公众监督机构（public watchdog）的角色已大幅削弱，《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等多间传媒机构被迫停运，大批新闻工作者被控煽动，据无国界记者的年度新闻自由指数，香港从2019年的第73位，急跌至2023年的第140位。
除了有形的打压，也有无形的改造。香港电台、有线新闻、Now新闻相继人事大地震，空降没有广播经验的政务官和亲中人士任高层，在很多新闻的处理上闹出争议。
在电视台任职的资深记者Maple（化名）形容现时“立场为重、专业为副”，劣币驱逐良币，随着“开台元老”的采访主任和资深同事相继离开，她一年前也意兴阑珊请辞。“以前大台（TVB）新闻被指很‘河蟹’（“和谐”的谐音），也经历过这种人事变动，但那是历时十年的过程。现在我们是两年内就完成，转变来得极之急速和巨大，我们辛苦累积多年的公信力一下子就没了。”
传媒专业水平下降，客观效果就是官方话语权增加。Maple说新闻编辑室剩下年资较浅的记者，他们缺乏实战经验，上级也无法提供帮助，“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追访官员的片段，没有记者追问和质疑，竟然是全盘接受政府的讲法，这就让官方可以垄断整个论述。”
她补充指，电视台多个王牌政论节目遭改动，淘汰了本来的主持，改为邀请官员和立法会议员推销政策，加上《国安法》下公民团体骨牌式解散，“47人案”后民主派代表人物几乎全被扣押，更加没有人上节目发出反对声音。“不谈政治好了，就算是交通、医疗等民生议题，以前如果政府做错一定被骂到体无完肤，但现在没人发声，什么都轻轻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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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语言”如何改变叙事？
2019年后香港爆发移民潮，其中申请BNO签证——即英国国民（海外）签证——移居英国的就有15万人。香港总商会今年4月的调查显示，74%企业面临人才短缺问题，离职雇员有七成是因为移民。
但民众一边用脚投票，官方就一边宣传《国安法》已为香港“拨乱反正”，选举制度也“完善”了并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已经进入“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新阶段。特区政府也启动“你好香港”、“开心香港”等一系列活动，积极对外“说好香港故事”。
已移居英国的学者钟剑华表示，这些政治口号就如奥威尔在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里的“新语”（Newspeak），“老大哥”扭曲语义，通过语言驯化人民服从于极权统治。“这是威权政府惯用的文字魔杖，所谓‘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是由他定义的，所谓‘完善选举制度’，实质上是排除异己、民主倒退，但他用中性、正面、美丽的词语去包装，从而改变大家的认知。”
他说这套语言手法在中国大陆非常成功，民众长期浸淫并受污染，慢慢会被这套逻辑主导。“这就是‘小粉红’现象出现的原因，香港人经历过文明阶段，加上仍有网络自由，抗疫力相比中国民众会高一些，但长远来说，能否与政权长期的洗脑抗衡，这是值得担心的。”
他续指，官方正利用语言手法操控叙事，为政治事件定调。“定了调就不能再讨论，‘反送中’运动的源头是香港市民担心修订《逃犯条例》违反法治保障，但官员无法用辩证过程说服你，就用斗争语言贴你标签，说你是‘颜色革命’，讲一些结论性（conclusive）的口号，把整件事情的性质套入他的框框里，就不用辩论。”
2019年8月，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官员首次公开表示反修例示威是“颜色革命”，其后官方多次指是“黑暴”、“外国势力”。2023年4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访问香港时也指，修例风波这场港版“颜色革命”虽然没能得逞，但这是香港历史上永远抹不去的伤疤，像是悬在头上的警钟，要时刻警惕街头暴力卷土重来、“软对抗”暗中作乱和海外乱港活动倒灌香港。
随后，港府官员紧跟夏宝龙的论调，在近期的器官捐赠争议中，特首李家超强调要警惕国安风险，慎防“软对抗”。香港警方本周拘捕四名涉嫌盗取他人资料并将其用于企图取消器官捐赠登记的人士，李家超回应称“有个别无耻之徒制造大量取消登记的假象，所用手法与‘2019年黑暴、港版颜色革命’类似，假借各种理由挑拨矛盾，制造不符现实假象制造破坏”。
学者陈家洛说：“任何民生事件都可以提升到‘颜色革命’的层次，要是你稍有不满，他也帮你想好了，那叫做‘软对抗’。”
这种新的政治语境，公务员也要重新适应。在港府贸易部门任职中层的静恩（化名）对BBC中文透露，一些惯用字眼变得敏感，例如“独立关税区”要改为“单独关税区”，“加油”也不能出现在政府标语及文案，以免让人联想到示威标语“香港人加油”。
她又说，近年几乎每份文件上呈后都被改到面目全非，上层官员会加入中国大陆的政治术语和口号，并把香港政策置于国家政策的框架之下。“‘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现在什么文件都要加这些字进去，政治正确先行。一些明明很迫切的项目分不到资源，跟这些国家政策有关的项目却可以很优厚。”
她也留意到，国内官场用词开始渗透公务员体系。“我那天打开电邮，我们的邮件都是用英文写的，但附件居然写着什么‘老大难问题’，一看就不是香港人用惯的字，大家看到都反白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