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茂转自BBC中文
香港“反送中”运动：禁书、禁语、自我审查与香港人被“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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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李澄欣
- Role,BBC中文记者
- 2023年6月9日
2019年香港政府宣布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席卷全港的“反送中”示威浪潮，官方将其定性为“颜色革命”并铁腕镇压。2020年北京绕过香港立法会颁布《香港国安法》，标志着香港“二次回归”。BBC中文采访教育、传媒、公务员等多个界别的前线人员，他们都称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指官方正从文化上改造香港。
“现在教书不能讲中国、大陆，要讲国家。我一开始很不习惯，但现在已经自动改口了。”在九龙一所中学任教的欧老师（化名）对BBC中文说。“教育局会随机来视学，抓到你讲错，你会被视为不专业。”
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大量教师被“笃灰”（举报），“白色恐怖”持续至今，她说现在上课仍非常小心，尤其她任教被视为“高危科目”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简称公社科）。
该学科前身是“通识教育科”，课程具有开放性，旨在培养学生关心社会时事及多角度思考，但“反送中”运动后被亲北京建制派指是青年参与抗争的“元凶”，2020年政府一声令下宣布改革课程，变为以国情教育主导，同时根据《香港国安法》要求在中小学推行“国安教育”。
欧老师目前要兼顾校内的相关统筹工作，她说教育局去年到校巡查前，她事先召集中文科、历史科老师一起检视校内图书馆藏书，把看似敏感的书籍下架。
“我们连吕大乐教授讲香港文化、一点都不政治化的书都收走了，以为万无一失，但他们（教育局）还是找到所谓的禁书，是一些关於中国历史的英文书。他们当然没交代下架原因，但大家猜是因为里面提到‘六四’。”
今年5月，香港公共图书馆以“清理违法或国安”书籍为名下架超过200本敏感书，大部分是民主派人士的著作，此举引起社会哗然。但事实上，这种政治审查早已深入中小学校园。
“我们学校的英国文学科，多年来都用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做读本，英文科同事会问，现在还可以教吗？”另一位在传统名校任教的公社科主任徐老师（化名）说。
她在2019年后也被安排负责校内的国安教育工作，她说同事面对模糊不清的标准感到不安。“局方从来没有公布禁书清单，也没有明文规定什么不能讲，只会出一些课程目标和指引，要你自己猜什么不能讲。”
她说根据校内人手编排，其他学科的老师须兼教初中公民科，当局已扬言会大幅修改有关课程，但本学年课本仍维持原有版本，当中涉及香港政制和民主价值。“我们已经采用最保守的做法，这部分让老师照本宣科就算了，但同事们还是非常紧张，不断问我，这些东西是可以教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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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法》与内化的红线
据香港警务处资料，由2019年6月9日至2022年12月31日，警方在示威活动中拘捕了10279人，当中4010人為学生。而自2020年6月30日《国安法》生效后，至今超过250人涉犯该法被捕，年龄介乎15至90岁。
已移居英国的香港社会政策及公共行政学者钟剑华向BBC中文分析指，香港已进入威权时代，威权管治是建立于权势，而非有形的条文和法例。
“其实没有标准，很视乎当时的管治班子，《国安法》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大陆就是长期用这种方式，法律任由官方诠释，有时候放松，有时候收紧，当大部分人无法得知客观标准时，唯有靠自己猜，他也希望你猜，你就自然不敢触碰敏感的东西，这是典型的威权政治特色。”
香港教师如履薄冰，学生也学会自我设限。徐老师说今年教中一课程的香港历史，她在堂上讲到1966、67年的“九龙骚乱”和“六七暴动”，港英政府出动军警武力镇压。“有学生问，老师你觉得警察做得对吗？也有学生乘势追问，你觉得2019年香港警察做得对吗？我本来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带起理性讨论，但我还未回应，就有其他学生大声说，嘘，这些不要讲啦！”
“撇除敏感的警权不谈，另一节我教香港多元文化和种族，引述《基本法》说所有人不论肤色都有平等权利，包括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等。此时有学生起哄说，香港有言论自由的吗？其他学生就急不及待制止。”
徐老师坦言，学生受社会大环境影响，由下而上的自我审查非常严重。“2019年我们还可以在课堂上讨论示威的好处和坏处，很理性地思辨，三年过后，就算我想展开讨论学生也不太想参与，学术气氛非常差。政府的‘再教育’很成功，大家都不会畅所欲言表达自己。”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陈家洛对BBC中文指出，过去三年官方透过不断打压和拘捕，制造涟漪效应。“什么都是国家安全，这种无限上纲、无远弗届扣帽子的气氛，令市民自己作出调整，什么都避讳。”
他表示，历史上纳粹德国和苏联时期的人民也曾经历这种生活模式，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失败后，开明政府倒台，时任副总理胡萨克在国内推动“正常化”（normalization）计划，发动政治清洗并高压管治，关押异见分子和用秘密警察监视民众，人们因为恐惧而自我噤声，社会逐步恢复“正常”。
已故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当时曾描述那是“后极权社会”（post-totalitarianism），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红线，植根和内化了政治权威，变相成为监控系统的一部分。陈家洛说：“现今香港也一样，根本不用官方出手，民众内心那条线已经比官方画的虚线更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