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茂转自BBC中文
香港“反送中”运动：禁书、禁语、自我审查与香港人被“再教育”
“正常化”下的“双面人”
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当局要求公务员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甚至在《公务员守则》删除“政治中立”，公务员也被要求完成更多“政治任务”。2022年12月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港府罕有地要求全体公务员收看追悼大会及默哀三分钟。
静恩忆述，当时每个部门都腾空了会议室，所有同事都要放下工作进去默哀，除非当日请假才可“幸免”。“很多余，是上面有KPI（关键绩效指标），每个部门做完要拍照上传到脸书专页交功课。这些让大家反白眼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没办法，你也不敢不做，大家心照不宣的无奈。”
在国安法下，教育界也多了“门面功夫”要做，当局规定中小学每周须举行升旗仪式，并要参加内地考察团。任教公社科的欧老师说：“明知是政治任务，但我带学生去内地考察，也会想让他们学到东西，毕竟认识国情也不是坏事。怎知道教育局安排的团，即日来回去佛山，11小时里的7小时就花在交通和吃饭，行程差也没有教育意义，只是为做而做。”
当局也规定，每个科目都要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元素，连术科也不例外。“我们的体育科老师想了很久才想到怎样硬加些国安元素，例如讲解球类时说，正如市民要守法，球员也要遵守球例。其实根本乱来，非常荒谬。”
陈家洛教授表示，2019年后香港“二次回归”，新时代、新常态下的新作风是模仿（mimicking）。“大家都要很造作，鬥红、鬥左、鬥烂，我们当然看得很尴尬，但当权者非常乐见。这是维稳手段的一部分，规管大家表面那一层，你要在社会向上爬就必须表现忠诚。”
他引述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其代表作《无权势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提及的“正常化”时期卖菜大叔故事，大叔在蔬果店橱窗挂起“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海报，该标语并非其真实想法，他只是为免自招麻烦而顺从政权。
“香港也形成表里不一的文化，和中国大陆越来越接近。政权不在乎你是否真心，只在乎你是否顺从和配合。当大厦外墙广告、报章都是铺天盖地的表忠，对他来说就好像有啦啦队，证明自己有多么深得人心。比起天天出警察、出枪，这是低成本的维稳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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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来的人“有多乖”？
政治学者都指出，在目前体制及政治气氛下，香港能保存多少昔日的价值，将取决于民众的配合程度。
学者钟剑华引述哈维尔的主张指，在后极权时代要“活得真诚磊落”（living in truth），“香港已经没有空间，现在就靠海外港人继续发声，讲真话”。陈家洛教授则认为，不离开本身的岗位也是一种坚持，“关键在于，留下来的人大家有多乖，以及有多认真地乖”。
中学教师欧老师说，当局规定的校内爱国活动她尽量“少做一点”，譬如每周的升旗仪式理应有“国旗下的讲话”，她并没有全力执行。“我在大陆有很多亲戚朋友，有的是老师，他们说大陆的学校也不会这样每个礼拜‘国旗下的讲话’。大陆人很聪明，收到命令、拿了经费就算，不用认真实施，现在香港是太疯狂、太上脑、太傻。”
徐老师也指，现时教公社科避重就轻，在“违背良心”的议题上轻描淡写。“你逼我讲2019年是‘颜色革命’，我真的讲不出，那就叫学生回去自己看笔记吧，反正这科已经被阉割，我又何必那么认真帮官方做‘政治宣传’？或者要讲解‘完善选举制度’和‘爱国者治港’时，就当成半个笑话地说——如果用幽默的角度去看，现在的香港是挺好笑的。”
她说由于公社科在大学入学试被改为只有“达标”和“不达标”两级，而达标难度很低，学生上课的态度也变得敷衍，不到一成人会专心听课。“他们要么是不配合、喧哗反叛，要么就是不理你、自己做其他科目的练习。香港的教育制度本来就很功利，现在连通识科都没有了，学生更加只顾自己，不用关心社会，冷漠和犬儒的氛围很强，将来孕育出一班很聪明但没有道德的精英，会很可怕。”
徐老师坦言，目前制度下难以在教学上启发学生，她遂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课外活动，为有心的学生举办考察团和工作坊，在有限空间培养下一代的人文精神。“社会上还有很多议题值得关心，例如房屋、贫穷、环保问题，带学生了解这些，起码让他们懂得关怀别人。”
中层公务员静恩就说，2019年后愿意表忠的人上位得很快，但并非所有公务员都要争上位，更多人是安分守己、默默耕耘。
“可以理解上面的人要献媚，但我们不会盲从，交上去的建议一定还是会依照专业判断去写。如果真的要加政治口号，就用折衷方法，加在不显眼的地方，找了条数（应付要求）就算。我不知道可以坚持多久，但至少要心安理得，不要太恶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