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李文亮医生去世4周年，谨以此篇纪念李文亮医生
被中国称为新冠病毒疫情自2019年开始爆发，最早开始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在早期由武汉医生李文亮最早在微信群进行传播，像这样的重要信息，本来应该引起中国卫生健康部门的重视，结果在微信群有一定传播后，有关部门不仅没有进行调查核实，反而在2020年1月3日被辖区派出所以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提出警示和训诫，并被冠以造谣者，其后，李文亮被要求签署训诫书，公安对他提出严厉警告，并告知如果不听从训诫，继续从事违法活动，将会受到法律制裁。其后，李文亮继续在医院进行工作，所属医院只允许急诊科，呼吸科和ICU的医护佩戴口罩，1月10 日，李文亮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随后病情变得严重，1月12日，李文亮开始在ICU接受隔离治疗，2月7日凌晨去世。
在我成为一粒尘埃之前，我又静静地怀想了一遍故乡的黑土白云。多想回到小时候啊，风是尽情飞舞的，雪是洁白无瑕的。
活着真好，可我死了。我再也无法抚摸亲人的脸庞，再也无法带孩子去看东湖春晓，再也无法陪父母去看武大樱花，再也无法把风筝放到白云深处。
我曾依稀梦见我尚未出世的孩子，他（她）一出生就眼含热泪，在人潮人海中把我寻找。对不起，孩子！我知道你只想要一个平凡父亲，而我却做了一个平民英雄。
天快亮了，我要走了，带着一张保证书，那是我此生唯一的行囊。
谢谢世间所有懂我怜我爱我的人，我知道你们都在黎明等候，等我越过山丘！可是，我太累了。
此生，我不想重于泰山，也不怕轻于鸿毛。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冰雪消融之后，众生依然热爱大地，依然相信祖国。
等到春雷滚滚，如果有人还想纪念我，请给我立一个小小的墓碑吧！不必伟岸，只须证明我曾来过这个世界，有名有姓，无知无畏。
那么，我的墓志铭只需一句：他为苍生说过话。
这篇托李文亮之名的四百字的短文，一经发布就开始在中国网络上流传。文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让人异常心酸，悲痛。他才三十四岁，是父母的心头宝贝，是妻子和孩子赖以依赖的丈夫和父亲，是风华正茂的社会栋梁，但是就这般离去了——“带着一张保证书，那是我此生唯一的行囊。”
对，“他为苍生说过话”！他和他的医生同事们，以他们的专业判断，曾经提醒人们防范这场旷世瘟疫的传播。他们的提醒，本可以拯救许多许多的无辜生命和美满家庭，本可以为武汉，为中国，也为这个世界，起码可以大大降低这场灾难的危害。
亿万民众不禁要大声问一句：为什么没能够？！
人们说，遇到危险，鸟儿会突然振翅或发出尖锐的叫声，给同伴报警，喊众鸟一起飞；猴子会发出跟平时不一样的声音，喊同伴快跑。这是亿万年演化出来的动物的本能，是维持种群生存的重要天性之一。发出警报者往往未必是族群的首领，只是在特定的时刻特定的状况下刚好是它首先发现危险，警觉起来，发出警报，而响应者往往成群，几乎没有落单，且反应非常迅速。在动物中这应该是习惯，是常识吧：猴子发现危险，不会先逐级上报到猴王，不会来一番研究论证这次来的究竟是狮子、豹子还是老虎，是公还是母，我们要不要上树，要确定好了再下达逃跑命令，因为来不及。发警报的猴子就算哪次看错了，把山猫看成了豹子，也不会受罚，更不会发生一猴错报受罚万猴幸灾乐祸纷纷点赞的蠢事。但非常遗憾，有的时候，很多人还不如畜生。
李文亮医生离世之后，有人在街上写下这个标语：“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标语一下便在中国民众中广泛传颂。的确，李医生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寻常人。当他披露疫情的时候，没有一丝一毫向制度挑战的念头，只是想提请自己的同学们多加保重，这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具有的对同类的温情爱护。但是，这却为这个制度所不容。李医生也并非像英雄般的勇敢，在压迫面前他十分怯弱。他在派出所承认自己“造谣”，对猖狂专横的专政人员的无理“训诫”温顺地表示“明白”，在社会舆论大声呼吁为他正名的时候，他躺在病榻上接受采访时还是心有余悸。但在亿万中国民众心里，李文亮医生也是烈士，也是英雄，一个平民英雄。他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挺身而出。他从普通的凡人成为英雄，只因他说了一句真话，因说了一句救人的真话却受到迫害，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
说真话如此困难，说真话的后果如此严重，亦让人深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啊？！
这是什么样的社会？1月30日，李文亮医生生前接受《财新》杂志采访时，以亲身遭遇的痛切体会，醍醐灌顶地指出：“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的确，一个只容许一种声音的社会很不健康。
本来，中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规定人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但执行得如何呢？众所周知，即使刘少奇贵为国家主席，这个国家宪法也保不了他的命，而他，令人非常遗憾，也只在危在旦夕时才想到宪法。毛泽东这个自称和尚打伞的人，更是认为“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就是说，一切以他发号施令为准。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就是皇法天条。 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里，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李文亮医生的命运就是是中共谎言治国的牺牲品，但他并不是最后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