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茂转自大纪元
解体党文化
批判知识份子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传统文化给知识份子提供大显身手的历史舞台,群星璀璨,人杰地灵。
改造知识份子也被中共视为极其重要的一步。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份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中共不认同知识份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但需要以知识份子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一旦掌握政权,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识份子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对知识份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 。毛所谓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学校组织教师学习政协三大文件、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之外,从1951年秋天开始,组织大批知识份子参加或参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一场场的血腥运动让许多知识份子看到了共产党的残忍和凶狠,许多人的脊梁骨那个时候就吓软了。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做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即让被改造后的知识份子把中共给他们灌输的思想推向全国,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早在清末废科举后,知识份子中的很多人转而去依附政党。这个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也是知识份子“主动”进行思想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当然不会被中共认为已经足够,因为知识份子尽管认为他们需要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而儒家的绝大多数修身立命之学仍可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这恰恰是中共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将知识份子一笔划进“小资产阶级范畴”。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就足以让知识份子抬不起头来。
中共通过宣传机器歌颂工人和农民,将他们的知识匮乏当做是革命的动力,宣传“朴素的阶级仇恨”加上共产党的引导就足以使革命走向胜利。而在另一方面,知识份子被电影赋予了符号化的脸谱——戴一副眼镜,畏畏缩缩;他们拘泥书本,看不起群众,做事主观等等。
1958年电影《上海姑娘》公映不久就受到严厉批判,其原因竟然在于:“第一,知识份子在没有一个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给以批评教育的情况下,居然坚持原则,在建设中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是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第二,没有写知识份子的‘软弱性、动摇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缺点,……这是美化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第三,……表现主人翁是受到工人中一些落后思想的影响才导致急功近利……这是‘往工人阶级脸上抹黑’。”第三点的原因也是挑拨工人与知识份子的关系。
这些对知识份子的污蔑宣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知识份子一直是社会思潮的领导者,一直是社会问题的发言人,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论述者,当知识份子的形象被成功抹黑后,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也就被随之颠覆了。在群众眼中,知识份子不再是尊重和求教的对象,而是嘲弄和批判的对象。
如果说上述的诬蔑还属于“名誉上搞臭”,卡住知识份子的饭碗则是“经济上截断”,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文革则是“肉体上消灭”的一部分。
许多同中共在夺取政权年代出生入死,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开基立业的功臣,因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也会让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宏大的抱负得到施展的机会。在鼓励鸣放的“真情”邀请中,这些“士为知己者死”的高人义士,一个比一个正气凛然,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当人们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为,“党天下”的真实含义遂昭然于天下:“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著名文人,无论是爱国归来的留学博士,还是携财从共的资本家,从部长、教授、文学家、总编辑、记者的位置纷纷被扔进共产党的右派牛棚,至死也没能从冰冷的现实中弄清楚这“民主”和“独裁”如何能被中共结合成“人民专政”。中国历史上久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都随着这末代鸿儒博学之士孤独的死去永远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人们恐惧地看到,积极悬挂人间天堂诱饵的中共党,首先建立的是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