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梅转自：https://www.abc.net.au/chinese/2023-06-09/china-single-women-freeze-egg-overseas-freedom-and-risks-value/102451478
重开边境后，34岁的北京人米娅·刘（Miya Liu，音）“第一时间就冲出去了”。
此行的目的地是美国洛杉矶，她将在那里冷冻自己的卵子。
“那时候刚放开，没有直飞的飞机，我飞了快40个小时，倒了三趟，机票一万多，已经是最便宜的了，”刘女士说。
“我还是希望能留个‘后悔药’，虽然现在没有准备好，但不代表我这辈子都不会准备好了。”
刘女士说，冻卵后的自己“整个人都变了”，这个决定带给了她“百分百的自由”。
她解释道，自己此前几次分手的原因都在于自己内心充斥的“焦虑和疑问”——她不知道自己的交往是出于对对方的爱，还是迫于周围人“再不生就生不出来了”的声音。
“没有做这个手术前，我跟男生相处的时都不自觉地去想给孩子找爸爸……很着急，节奏很乱，”在金融业工作的刘女士说。
“因为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这个计划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施，我一天比一天焦虑，我对生育的担忧一天比一天强烈。
“我现在只在乎这个人能不能让我开心，冻卵以后，我不在乎其他东西。
由于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北京、上海、广东和四川等少数中国省市开始允许单身女性给孩子上户口，领取补贴，但单身女性在冻卵和生育等方面仍然受到严格限制。
在中国结束三年的新冠疫情边境管控后，一些像刘女士这样的单身女性不得不付出高昂的费用到海外进行取卵手术，把卵子保存在国外。
昂贵的未知数
冷卵在中国社会并不具有普遍性。刘女士的父母一开始并不接受她的想法，认为这是一个“逆天”的决定。
“他们两个简直了，就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件事情，”她说，父母认为冻卵就像整容和纹身这类在传统观念中“不能接受”的行为。
出国冻卵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从前期检查，到前往美国完成取卵手术，刘女士一共花了20万人民币（约4.2万澳元）。
此外，由于卵子年储存费约为4200人民币（约800澳元），所以，刘女士如果计划在45岁使用卵子，总储藏费将超过四万人民币（约8000澳元）。
昂贵的花销背后并不意味着万无一失，从地缘政治到医疗技术等多个环节，刘女士都可能面临最终无法使用卵子的风险。
“比如解冻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全没了，或者中美关系不好，我们去不了了，或者我签证过不了，”刘女士说。
“不到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办法解锁这个答案，就这是未知。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社会与人类学系的助理教授穆峥表示，中国女性出国冻卵最终能否顺利派上用场“存在潜在风险”。
“从女性自身的角度看……有一天她们真的想使用时，这个计划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实现？这仍然要看运气，”穆峥博士表示。
“这些期望可能会给女性带来进一步的精神和情绪压力。”
生育政治
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放宽生育管控，大力推广“三孩政策”，以挽救持续下跌的生育率。
这和过去几十年来严格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几代中国女性也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深深的创伤。
随着多元的生育观念逐渐在中国涌现，包括导演徐静蕾在内的一些女性开始公开讨论冻卵等非传统的生育实践。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35岁的自由撰稿人徐枣枣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最终上诉，起诉因其单身而拒绝为她冷冻卵子的北京妇产医院侵犯其生育权。
目前，中国仍在使用独生子女政策期间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医院不得对“单身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技术。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受到女性欢迎的冻卵地点包括美国、泰国、新加坡、日本和部分欧洲国家，但并非出国就能万无一失。
生于杭州、现居香港的艺术品广告公关楼雨婷（Johanna Lou）说，在国家政策面前，她为了“自由”选择前往泰国冻卵，上个月刚完成初步检查的她也面临类似的迷茫。
如果一切顺利，楼女士将在曼谷的私立医院完成冻卵手术。在那里，30个卵子保存三年的费用约为8万人民币（约1.7万澳元），加上往来住宿和机票，共计花费超过10万人民币（约2.1万澳元）。
但楼女士说，泰国仍要求提供结婚证明才能解冻卵子，进行体外人工受孕（IVF）等其他辅助生殖技术。
“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打算，我没办法控制，”她补充道，单身生育目前是不可能的。
“以后可能政策变了，会更宽松一点，对女性生育的支持会更多，我可能就不需要去头痛怎样解冻，怎样去结婚的这些问题。”
“当下我就想把冻卵这件事做了，未来因为充满更多未知数，就真的没有办法策划。”
撼动社会价值观的技术
在中国，冻卵等生育相关的技术一直备受政府的管控。
卵细胞冷冻（Oocyte cryopreservation）是一种利用超低温保存女性卵子的技术。
冷冻卵子的女性需要进行一到数周的激素注射，卵子成熟后，再经过医学成熟诱导（maturation induction），然后通过经由阴道的卵细胞提取手术将卵子取出并冷冻。
舒晓灵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社会学系教授，她的新书《转型中的中国婚姻：从父权制到新家庭主义》（Chinese Marriages in Transition: From Patriarchy to New Familism）探讨了中国社会在婚姻和家庭方面不断变化的态度和行为。
她说，在中国，仍然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认为“健康”的孩子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养育，未来针对未婚和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规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权对普遍的家庭价值观的看法”。
“生育率被严格管控，而非婚生育在中国并不常见，”舒博士说。
传统观念面临挑战
在多年的研究中，舒博士发现，中国社会对“非传统家庭”的态度正向“自由化的方向”过渡。
“有经济实力的女性，如果不想将就，又想优先考虑婚内生育，就会用冻卵来争取一些时间，等待那个对的人出现，”她说，这种观念转变“并不普遍”。
“年轻、来自城市、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处于这种态度转变的最前沿，她们是态度上，也是行为上的先行者，”她说。
与之相比，低收入、来自农村地区的女性即便“得到辅助生殖技术，也通常是用于治疗不孕不育”，“以履行通过生育男性继承人来传宗接代的义务”。
她同时补充，政府限制未婚妇女单独生育和冻卵也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
“中国单身男性的数量超单身女性3000万，这两个群体非常不同，”她说。
“这些单身女性......往往年轻、受过高等教育、来自城市。相比之下，单身男性通常教育程度较低，收入也较低。
“想象有大量低收入的单身男性，在任何社会里，他们都会被看作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有可能成为所谓的‘社会问题’。”
穆峥博士则看到了中国社会文化和政策改变的割裂——高速发展的经济和滞后的社会规范。
“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特别设计有效提高生育率方面，他们是有尝试的打算，但顾及到其他的社会反应，政策上的动作非常少，”她说。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主流的社会规范仍是保守、传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