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锋转自博讯网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已逐步发展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力量。然而，相比民营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快速起飞的历史进程，民营企业本身却未能实现起飞，竞争力还相当薄弱。这显然是一个让人困惑而又值得关注的时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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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就曾说过，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世界竞争力与中国宏观经济总量的世界地位极不相称。经济总量为中国1/2的印度，其企业竞争力指数世界排名第31位，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企业竞争力仅位列第57位。经济学告诉我们，企业竞争力差异的实质在于生产效率的差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民营企业陷入竞争力与总量规模不相匹配的效率困境？
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伴随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踊跃与政府建立各种形式的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主动参政议政，以求取得某种政治身份或地位，很大一部分企业家群体表现出了一种“争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和党政领导人经常联系”的强烈意愿。全国工商联开展的一项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有近1/3希望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当前，我国的民营企业越来越重视政治战略，甚至有部分企业更是将其作为核心战略。笔者将企业的此种战略意图理解成是为了获得某种“政治关联”。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民营企业为何要竞相建立政治关联？其动力究竟在哪？民营企业现有的效率困境是否与企业过度依赖于政治关联有关？政治关联依赖型的企业发展战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动机：资源获取与规模扩张
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获取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实现企业的规模扩张和快速成长。现阶段，中国尚未形成完全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体系，金融资源和商业机会的分配，并非依据企业生产效率的高低，相反却是依据企业政治身份的尊卑。虽然从客观上讲，民营企业显然更具效率，但由于处在资源分配体制性主从次序的底端，其资源获取能力长期受到严重制约。为此，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提高自身政治地位，成了民营企业的某种“本能”。
众所周知，企业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而中国民营企业却长期遭受融资困境，发展面临严重障碍。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显示，有75%的中国民企把融资约束视为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无论是银行信贷，还是股权融资，民营企业都受到严重的不平等对待。在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下，我国的信贷分配明显偏向国有企业。据统计，民营企业获得的信贷额度大约只占信贷总额的20%~30%，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严重不成比例。在股票市场发展的早期，发行方式采用额度控制，上市额度向国有企业倾斜，民企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即便是经营效益好、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也难以获得上市机会。直到股票发行方式转变为核准制之后，客观上才为民营企业上市融资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制度安排。但整体而言，民营企业在证券市场的地位与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仍存在巨大反差。
事实表明，通过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确实更为容易地获得了银行贷款。尽管政府对于商业银行的影响力在银行股份制改革和上市之后有所弱化，但在当前政府仍主要借助银行体系推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依然不能完全摆脱政府的干预。比如，各地政府普遍将政府性资金存款额度与商业银行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挂钩，按照贡献度确定政府性资金在各商业银行的存放比例，以此来调动银行对地方信贷投放的积极性。政府偏好显然会影响银行的信贷投放，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会受到更多来自银行的优待。同样，在股权融资方面，虽然股票发行方式已由审批制转为核准制，但行政色彩依然较强，有政府支持的政治关联企业往往能够优先获取上市资格，上市后也更容易获得股权再融资资格。除了银行信贷和股权融资外，政治关联还能帮助企业获取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我国的民营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系统性地排除在稀缺资源行业以及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性行业之外，投资积极性受到严重抑制，企业的成长性也因此受到严重压抑。进入壁垒的症结在于政府对特定行业的管制，这表现为对涉及重要领域的大型投资项目，都需要经过政府审批和核准。尽管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旨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投资的“非公经济36条”和“新36条”，但民营企业依旧难以有效突破准入难困境，频繁遭遇“铁门”、“玻璃门”和“弹簧门”事件。目前，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个，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仅有41个。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也指出，民营投资比重较高（超过40%）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传统领域，特别是小规模制造业和餐饮零售业，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垄断行业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不足两成。
当存在制度约束或行政管制时，准入资格就会成为一种政府商品，它能够帮助民营企业取得从事受限经济活动的资格。政府官员对“准入资格”这一政府商品的提供和分配拥有决策权，于是民营企业家就想方设法与政府及官员搞好关系，以期突破行业准入壁垒。吉利集团的发展历程或许可以算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早在2001年，吉利集团就成功获得了轿车生产许可，是当时汽车行业存在严格准入限制的情形下，全国唯一获得此项许可的民营企业。这和集团主要负责人积极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努力以及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密不可分。在吉利集团争取轿车生产资格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当时的国家经贸委都曾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山大学罗党论博士等学者在研究民营上市公司后也发现，政治关联强的企业更有可能进入能源、采矿、汽车制造等传统国有垄断行业以及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
总的来说，政治关联帮助民营企业获取的资源主要包括市场准入和金融资源。前者有助于民营企业进入原本被排斥在外的高利润行业，拓展企业的投资领域，为企业提供发展机会和投资激励；后者则有助于企业获取发展和投资所需的资金支持。在上述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民营企业会抓住机会，扩大投资，快速发展，做大规模。笔者与浙江大学汪淼军教授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治关联企业有更高的投资水平和销售额增长率，这说明政治关联的确加快了企业的规模扩张和企业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