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敏转自纽约时报

中国鼓励生育，但未婚妈妈仍面临歧视难获保障

艾莎2022年7月7日

张潺（音）听到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后，对美国人仍在争论堕胎权感到困惑。现年37岁的张潺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一所著名大学的年轻教授。她说，“在这里，虽然总的来说社会不鼓励堕胎，但我觉得女性有权决定她们要不要堕胎。”在中国，堕胎与几乎所有的生育问题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以中共的权威为中心。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几十年里，中共强迫妇女堕胎和绝育。现在，面对人口危机，它希望女性生一个以上的孩子——最好是三个。但中国政府仍在决定谁可以生孩子，其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歧视像张潺这样的单身女性，歧视少数民族。许多女性说，现在的问题是，她们究竟为什么要选择生孩子。新闻简报：欢迎订阅新闻简报，包括每周四的“海外华人札记”专栏，获取全球重大资讯，了解美国华人社区热点话题。由于中国出生率已降到历史低点，官员们一直在采取措施鼓励女性多生孩子，包括税收抵免、住房和教育优惠，甚至还有现金奖励。然而，这些额外待遇只适用于已婚夫妇，但结婚这个前提条件对一些独立女性来说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在某些情况下，她们宁愿独自抚养孩子。长期以来，出生在中国单亲家庭的子女在获得医疗保险和教育等社会福利方面困难重重。医保通常会拒绝覆盖单身女性的妊娠，社保也拒绝向她们发放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如果雇主以怀孕为由解雇单身女性的话，她们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包括张潺在内的一些单身女性干脆选择不生孩子。这是在默默抗拒中国政府对女性身体的控制。那些想方设法绕过限制单亲母亲规定的人，往往面临来自国家的后果。“有很多人觉得说单身生育它是一个跟社会舆论对抗的过程，其实并不是。”现年46岁的萨拉·高说。她是来自北京的单身母亲，在生育权问题上直言不讳。“它实际上是，它这个体系。”中国的法律规定，孕妇必须已婚才能在公立医院接受产前护理。发现自己怀孕后，为了让医院接收她，高女士不得不告诉医生，她的丈夫在海外。高女士的女儿是2016年11月出生的。八个月后，她被解雇了，迫使她对公司提起职场歧视诉讼。公司胜诉了，因为作为一名未婚母亲，高女士没有资格获得法律提供的福利和保护。法院的判决书称，“申请人未婚生育不符合我国国家政策”。她正在第三次提出上诉。虽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明文规定未婚女性不能生育，但其中对母亲的定义是已婚妇女，而且各种优惠措施也都是针对已婚母亲的。农村给有新生儿的家庭提供现金奖励。几十个城市延长了产假，并为生二孩和三孩的母亲额外增加一个月的产假。中国西北地区某省甚至考虑将产假延长到一年。有的地方还让已婚夫妇在孩子幼年时休“育儿假”。

但这些优惠政策对于扭转人口危机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尤其是在中国的结婚率稳步下降的时候。去年，中国的结婚登记数已降到36年来的最低水平。那些在中国近代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长大的女性越来越担心，如果结婚，她们来之不易的独立会被剥夺。一名人大代表在中国的橡皮图章立法机构召开的最近一次年会上建议，中共应该对想生孩子的单身女性更宽容点，给予她们与已婚夫妇同等的权利。然而，即使在出生率下降已威胁到北京的长远经济雄心的时候，中国当局往往还是拿不出带来持久的政策变化。当局已在去年取消了单身母亲为让孩子获得社会福利而必须支付的“社会抚养费”，这个费用其实是对单身母亲的一种惩罚。但一些地区在采纳新规定上行动缓慢，因为执行情况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所以执行程度不一。虽然中国最近修订了法律，将歧视非婚生子女定为非法，但一些女性在与冷漠的官僚机构打交道时仍困难重重。去年，地处内陆的湖南省曾表示会考虑为单身女性提供生育服务，但此事并未取得太大进展。上海曾决定取消生育津贴只发给已婚女性的政策，但没过几周又推翻了那个决定，突显了当局放松计划生育控制的难度。

“从社会层面来看，这对法律认可的婚姻制度和社会稳定是个威胁，”研究中国生育问题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穆峥说。现年36岁的凯莉·谢在10年前结了婚，因为她想要个孩子。“当时也只是说到了那个年龄了以后，然后我就挑来挑去。好像是这个最合适了，”她说。四年后，她生了个女儿，但婚姻并不幸福。婆婆对她的丈夫过分溺爱，家里有点什么毛病，婆婆马上就会批评她，有时甚至把电话打到她的办公室，抱怨墙角有灰尘或水池里有没洗的盘子。现已离婚的谢女士说，她想自己再生个孩子，但她的选择有限。一种可能是去海外做体外受精，这样做的费用对有些女性来说可能难以承受。谢女士现在只是上网查找，看看能否找到愿意帮助她用传统方式怀孕的人。谢女士说，为单身母亲提供生育保险，支付体外受精等生育服务费用将是为未婚女性提供帮助的一个好渠道。例如，北京市的医保现已为北京的已婚女性冷冻卵子和获得其他体外受精服务提供补贴，这是北京“支持生育”新政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