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敏转自bbc
广西桂林超生儿被“社会调剂”引发的争议与追责
2022年7月7日
广西桂林的一则《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近日在网络引发舆论争议。当事人质疑，孩子被当地计生部门工作人员拐卖。而这份告知书称，当事人超生的孩子是被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
长期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对BBC表示，”社会调剂“在独生子女政策期间非常普遍，而且对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也难以追责。
“社会调剂”
这份在网上广泛流传的告知书显示，桂林全州县信访局于2022年6月28日将唐某某和邓某某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信访局反映要求追究高某某等人涉嫌拐卖儿童一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信访事项转交全州县卫生健康局办理。
“经核实，你们超生的孩子（属第七孩）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为便于和促进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当时被全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孩子去向，没留存任何记录。因此，我局对你们提出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称。
告知书还指出，对违反计生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强行超生的子女中选择一个进行社会调剂，是县委、县政府根据当时计划生育工作要求和需要做出的决定。
中国媒体财新网报道，告知书中的邓振生、唐月英夫妇一共育有四子三女，七子邓小周出生在1989年9月8日。邓振生、唐月英夫妇称，1990年8月26日，时任全州县安和乡计划生育工作管理站站长的高丽君安排五名男女强行抢走邓小周，邓小周至今下落不明。
《浙江日报》旗下《天目新闻》引述桂林市卫健委人口家庭科邓姓科长称，在上世纪80年代当地确实有“社会调剂”的政策。
“在上世纪80年代确实是有过这个政策，由当时的桂林地区下发。因为年代久远，现在正在查阅档案找具体的政策内容。”
各方反应
事件引起舆论哗然，许多人认为这种“社会调剂”的做法违背法律，十分荒谬。
微博网民“巅峰倦客”说：“看广西桂林全州县的这个告知书，令人感到脊背发冷，所谓‘超生’的孩子，被手握权力之人用一张‘告知书’就可以直接抢走，以‘社会调剂’的名义行拐卖之实，而且还是光明正大的。全州县的权力大不大，在外人看来不大。但是，对于这个随随便便用一张纸，便可以剥夺自家孩子的老百姓来说，那是泰山压顶！ ”
网民“树杈上的柯希莫”则讽刺：“原来人贩子都在计生办。”
事件在网络引起广泛关注后，桂林市委市政府派出由市纪委、市委组织部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到全州县进行调查。
根据初步调查，桂林市委市政府要求全州县对漠视群众诉求、行政不作为的县卫健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等相关人员停职检查。
普遍现象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表示，如果全州县二十几年前实施对超生小孩“统一社会调剂”，显然错误，按照今天人们的认识，也很不人道。
但他认为，对超生小孩搞“社会调剂”不是一个当年广泛推行的政策，应是少数落后地区的“土政策”。
长期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易富贤对BBC中文表示，无法统计被“调剂”的儿童数量有多少，但这种措施在“独生子女政策”时期在全国都很普遍，如四川达州、湖南邵阳和辽宁大连等地。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这些地方的计生部门都曾抢夺超生子女。
易富贤指出，计划生育侵犯人权的案例还有很多，包括强制引产、被没收财产、家人受到牵连处罚等。
但他认为，对这些侵犯人权的事件难以追责，“计划生育现在仍然是基本国策，如何追责？最终就是不了了之，慢慢淡出历史舞台。”
